蒲乐安

　　《太平天国再研究》 刘晨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19世纪中叶的关键时刻，工业资本主义的动荡不安冲击着欧美等新兴民族国家的生活。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社会在独特的政治经济语境中，纷纷开启了应对工业文明与军事力量挑战的历史进程。对大清帝国而言，在1851至1864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复杂因应使这些力量成为焦点。刘晨在其最新力著《太平天国再研究》中运用历史学家的技艺，带领读者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并深刻地指出这段充满焦虑与悲伤的沉重历史何以值得我们准确记忆。这本书的主要议题包括洪秀全的思想、太平天国对农村经济传统和社会风俗的改造，以及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遗产等。它探讨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非军事层面，以了解参与者的思想和社会动机。

　　洪秀全思想的先进一面

　　刘晨提到了“否定太平天国论”，并了解到这种观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他解释说，近年来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否定主要是基于对运动主要领导者洪秀全的负面评价。与此同时，近年来不少人对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湘军领导者曾国藩大加颂扬，曾国藩被塑造为一个以国家力量对抗太平天国落后思想的践行者。

　　一个尽责的历史学家不仅是简单地对那些偶尔进入历史发展中的奇思妙想作出回应，还要试图探究这些思想何以产生，何以吸引民众，以及产生何种作用。尽管信仰的某些前提牵强附会，但是任何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欧洲基督教的复杂影响。通过认真研究洪秀全的思想，刘晨认为，尽管洪秀全最终失败，但是他的思想是一个强大的思想综合体，有效地动员了华南地区的民众，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打击，而清政府本身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障碍。洪秀全把农民朴素原始的平等平均思想在实践层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思想比以往的农民起义更具体、更系统。此外，仔细审视曾国藩的英雄形象，会发现他的军队对数百万农村人口犯下的暴行是令人心碎的事实。刘晨清楚地表明，历史认知不是通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形成的。

　　改造农村经济失败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旨在改造农村经济的政策带有巨大的社会和文化使命。尽管这一努力最终并未能实现其全部目标，但刘晨明确指出，了解使这一运动成为可能及阻碍其取得更大成功的社会进程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一种重大的渐进式文化变革努力往往会陷入困境，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历史考察，使其成为一艘沉船，而从这艘船的构造、海潮和人为失误中，我们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与其否定这些未能如愿的努力，不如从这些失败的历史事件当中发掘未曾实现的可能性。刘晨精心探究了太平天国农村经济秩序的运行，以了解参与者与地方领导者如何寻求在平等原则(包括妇女参与)和资源共享的原则基础上重建农村经济秩序。这些问题驱动着他的研究：为何旨在为农民谋求更多福利的真诚计划无法扎根农村，最终以分裂和不信任收场？刘晨不但揭示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失败，同时也推动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太平天国为重塑公平公正的地方统治秩序而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乡村社会在这期间是如何运转的。

　　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遗产

　　当我们思考太平天国的历史遗产时，社会平等、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再度浮出水面。正如刘晨讨论的那样，太平天国的理想在运动失败后仍在延续，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就自诩为洪秀全第二。二人都领导了反清起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对太平天国改善社会福利、地方参与决策和强国承诺的重申。孙中山的国际主义从未忽视地方乡村社会是政治活动的源泉。在我自己对晚清民众抗争文化的研究中，我发现了1910年农村反对中央政府新政改革的案例，这些案例明确将太平天国作为一种积极的集体记忆予以追念，称其维护了反抗不公正权威的权利。

　　虽然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根植于太平天国的话语体系中，但在刘晨看来，洪秀全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不过是憧憬国家独立和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洪秀全使用的“国”一词来源于帝国时期的“国家”关系概念。当洪秀全使用“中国”一词时，他并不是同今天这样指代民族国家。这种方案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唐朝，中央帝国语境中的“中国”根据不同时期的统治家族被称为“清国”(清的土地)或者“明国”(明的土地)。洪秀全的“国家”观念已经包含了民族国家的一些初步概念。

　　通过研究洪秀全更深层次的思想，刘晨指出，洪秀全的纲领更倾向于反压迫而非反封建，更倾向于反侵略(仅存在于太平天国后期)而非反帝。刘晨提供的证据清楚地表明，洪秀全和他的合作者们有着从最基础的社会和哲学层面重构统治秩序的雄心壮志。这一巨大事业的规模、缺陷以及现实，仍然与我们的社会历史思维息息相关。

　　（作者为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