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年出版

　　冯至先生是著名的诗人、学者、翻译家。1951年，他在《新观察》杂志连载《杜甫传》，向新中国的读者全面介绍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一生。1952年，连载的文章结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的诗人研究8世纪的诗人一生生活和创作的艰难历程，自会将诗心比诗心，更能体会杜甫创作时的微妙心理和时代背景。何况，新中国的人民刚刚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建设年代，杜甫一生在战乱中漂泊的经历和诗篇，最容易打动读者。

　　《杜甫传》前记里写道：“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杜甫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大部分诗是纪实的，其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广为人传颂的“三吏三别”，真实生动地描写安史之乱前夕及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实景图，对广大人民的苦难表示深深的悲悯和愤怒。按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方法论，杜甫的诗是纪实的诗史，“这些诗的真实性远超过当时其他的史籍”（《杜甫传·夔府孤城》）。按说，诗人为诗人立传，最容易激发无限的想象，在传主的生活轨迹和作品内涵外延上大做文章，美其名曰“创作”。《杜甫传》可贵可信的，就是前记里作者给自己立下的原则，要在不长的篇幅里，按史学的要求，以文学的笔法，跟随诗人一生走过的道路，真实展现唐代开元、天宝年以后社会的广阔画卷，让诗人在历史的时空徐徐显露自己的真面目，而不是“塑造”一个作者臆想的8世纪诗人。

　　史料的欠缺，求真务实的原则会限制作者的诗笔吗？不会。撰写这部《杜甫传》时，冯至先生才四十多岁，刚刚踏入新中国的门槛，呼吸开国之初的蓬勃朝气。他对杜甫诗篇“人民性”的强调，不是依据外来的政治口号，而是源于杜甫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他对杜甫的评价是诗人和学者的良心使然，绝不是贴标签、赶时髦。抗战时，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漂泊西南天地间”，亲身经历过杜甫在战乱时的经历，更能体会传主的心情和作品特色。抗战胜利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种欢欣鼓舞、一气呵成的杰作，当然也代表了他彼时的心情。这部传记的语言，朴实、温润，绝不枯燥，有些段落是迷人的美文。“现在他亲自到了秦州，听到的，时而是川原将要昏黑时的一片鼓角，时而是薄暮中的一声羌笛，时而在雨晴后从戍楼上又发出嘹亮的胡笳；看到的是降虏千帐，胡人跳着白题斜舞，在黄云白水间羌妇笑语，胡儿行歌。并且羽书往还，络绎不绝，今天在城东楼上望见出使吐蕃的驿使，明天又送人行军，去抵抗吐蕃。”（《杜甫传·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这些诗一样的句子，是为传记的白描设色的。

　　杜甫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7岁时就学诗，因为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诗人，杜甫曾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至今，传说杜甫出生的那几孔土窑洞还在，当地开发成旅游景点，邀请海内外著名诗人助力呐喊，但游人远不如成都草堂多。冯至先生说：“他在草堂的居留还不满四年，但他却使这一片地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岂止文学史上的圣地！草堂更是成都旅游产业支柱中的一柱，是国内外游客必看的著名景点。

　　作为普通读者，我从《杜甫传》知道，诗人在长安十年谋求官职期间，为了生活，还在山上采药卖药。杜甫当年考进士，不是在长安，而是在洛阳，因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秋天长安雨水成涝，唐玄宗迁到东京（今洛阳），公元735年的考试只得在洛阳举行。杜甫考试的这一年，考生3000人，录取名额仅仅27名，杜甫落第了。这次落第并没对他产生多大打击，因为他才24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大志还在。杜甫和李白这两位伟大的诗人相识相知，也是在洛阳。唐代诗歌天空极耀眼的两颗明星相遇时，杜甫33岁，李白44岁，但给我的奇异感觉是，杜甫一出生就老成，李白一生都是青年。

　　有一年的秋天，我来到杜甫生命的终点，在湘江边的乔口镇上看见杜甫的一块诗碑，是当地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而立的，诗的内容就是《入乔口》。生命的最后一年，杜甫生活在船上，死在船上，“漠漠旧京远，迟迟归路赊”。他到死都没有回到中原。

　　（作者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