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晚报

□张海林

临漳古称“邺”，邺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魏晋南北朝时期曾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作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近四个世纪，享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美誉。

邺城遗址位于今临漳县西南20公里处，地处华北平原南部，西靠太行山脉，东濒华北平原，漳河、洹水穿境而过，形成“依山傍水”的优越地理格局。这片土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聚居，春秋战国时期，邺城因位于“燕赵之冲”，成为魏国重要城邑。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令，投巫治邺、兴修水利（引漳十二渠），不仅破除“河伯娶妇”的迷信，更奠定了邺城农业经济的基础，其“务实革新”的精神自此融入城市基因。汉代时，邺城属冀州魏郡，因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逐渐成为北方军事重镇。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部”，邺城作为冀州治所，管辖范围覆盖今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经济与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邺城已是“膏腴千里，民人富庶”，为后来成为王都埋下伏笔。

从曹魏王都到北齐

鼎盛的四百年风云

曹魏时期：王都的奠基与文化革新（204-265年） 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集团，占领邺城，随即将其定为曹魏政权的政治中心。曹操在此推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以邺城为基地统一北方。他大规模营建邺城，首次确立“中轴对称、分区明确”的都城规划。据《魏都赋》记载，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以一条东西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为宫殿区，曹操修建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史称“三台”），其中铜雀台高十丈，台上楼宇百余间，“耸入云霄，势若飞动”，成为曹魏政权的象征。南区为居民区，设里坊、市场，道路规整，体现“王都气象”。

曹操父子在此聚集“三曹七子”（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等），形成建安文学流派。他们的诗作突破汉代辞赋的华丽风格，以“慷慨悲凉”的笔调书写时代沧桑，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使邺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发源地。

曹操推行屯田制，在邺城周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使北方经济得以恢复。同时，他整顿户籍、轻徭薄赋，吸引流民归附，邺城人口迅速增长，成为北方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后赵至前燕：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实践（319-370年） 后赵（319-351年）：羯族首领石勒建立后赵，于335年迁都邺城。石勒下令扩建宫城，修建太武殿、建德殿等建筑，据《邺中记》记载，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为基，下穿伏室，可容五百人”，殿内装饰奢华，展现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改造。冉魏与前燕（350-370年）：公元350年，冉闵灭后赵建冉魏，仍以邺城为都；357年，前燕慕容儁迁都邺城，继续扩建城池，增设皇家园林“龙腾苑”，苑内“广袤十余里，穿池凿沼，建景阳山，连房数百，观阁相望”，体现游牧民族对自然景观的偏好与中原造园技艺的融合。

东魏北齐：国际化大都市的巅峰（534-577年） 534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丞相高欢下令在邺北城之南修建邺南城，形成“南北两城，东西并列”的格局。邺南城规划更为宏大，据考古实测，其东西2800米、南北3460米，面积约9.7平方公里，是邺北城的两倍。城内以中轴大道“朱明门大街”为中心，宫殿区、官署区、居民区、商业区布局严整，首次出现“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三重城垣结构，直接影响隋唐长安城的规划。

北齐取代东魏后，邺城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据《邺中记》载，城内“商贾云集，货物山积”，西域商人经丝绸之路至此，佛教僧侣、波斯使节频繁往来，使邺城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文化上，北齐皇室推崇佛教，邺城内外寺院林立，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城内寺院达4000余所，高僧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在此翻译佛经，邺城成为北方佛教中心。同时，文学、艺术蓬勃发展，邢邵、魏收等文人延续建安传统，诗歌、散文风格更为细腻，绘画、雕塑融合西域风格，形成独特的艺术流派。

北周至唐：从焚毁到衰落的转折（577-907年） 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改邺为相州魏郡治所，邺城地位开始下降。580年，北周丞相杨坚企图代周，相州总管尉迟迥以邺城为基地起兵反抗，失败后，杨坚为消除割据隐患，下令“焚邺城，徙其民于安阳”，千年名都化为焦土。据《隋书》记载，焚毁后的邺城“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市井成为丘墟，遗骸暴于原野”，百姓与官府迁至50里外的安阳，邺城从此衰落。唐代时，全国政治中心西移长安，经济重心南移江淮，邺城彻底沦为边陲小镇，至北宋时已“荒草萋萋，无人问津”，逐渐消失于历史记忆中。

邺城文化的精神内核

敢于斗争的革新精神 战国时期，邺地官吏与巫祝勾结，以“河伯娶妇”为名搜刮民财，致使百姓流离。西门豹到任后，将计就计，以“为河伯娶妇”为由，将巫婆、三老投入漳河，揭穿迷信骗局，随后兴修水利，使邺地“五谷丰登，民殷国富”，这种“破除迷信、务实为民”的精神成为邺城文化的底色。

曹操在邺城推行“唯才是举”，打破门阀制度，重用寒门士人；经济上推行屯田、抑制豪强，缓解社会矛盾；文化上革新文风，使建安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这种“不拘陈规、勇于革新”的精神，与西门豹的实践一脉相承。

规划创新的改革精神 曹魏邺城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从“自由式”向“规整式”转变的开端，其创新点包括：

中轴对称布局：以宫城为中心，全城道路、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确立“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布局原则，影响后世都城规划达千年（如隋唐长安、元大都）。功能分区将宫殿、官署、民居、市场严格分区，避免相互干扰，提高城市管理效率。这种规划思想被《考工记》总结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成为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建筑技术的突破：三台建筑采用“高台建筑”形式，利用夯土台基提升建筑高度，实现“下临无地”的视觉效果，其抗震设计、木构技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 “三曹七子”来自不同地域，其作品既包含北方的慷慨豪迈，如曹操的《观沧海》，也融入南方的细腻情感，如曹植的《七哀诗》，同时吸收汉代乐府民歌的质朴风格，形成“刚健与柔美并存”的文学特色。这种文化包容度，使建安文学成为连接秦汉与隋唐的桥梁。

十六国时期，佛图澄、道安等高僧在邺城弘法，后赵石勒、石虎尊佛图澄为“大和尚”，支持佛教传播。北齐时，邺城成为北方译经中心，菩提流支等人翻译《楞伽经》《十地经论》等经典，将印度佛教与中原玄学结合，推动佛教中国化进程。同时，邺城的佛教造像融合西域犍陀罗风格与中原审美，形成“曹衣出水”的艺术流派，对后世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的造像风格影响深远。

团结协作的融合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邺城建立政权，多民族杂居促进了文化、经济的深度融合。少数民族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如前燕慕容儁“教民以书契，渐慕华风”，北齐高氏家族虽为鲜卑化汉人，却重用汉族士人，推行儒家教育。同时，汉族也吸收少数民族的服饰、饮食文化，如胡饼、奶酪成为汉人日常饮食。少数民族带来畜牧业技术，与汉族的农耕文明互补，邺城周边出现“农牧兼营”的经济模式。商业上，西域商人与中原商人合作，开辟“草原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通道，使邺城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士族合作，如后赵石勒重用汉族谋士张宾，北齐高欢依靠汉族门阀势力巩固统治，这种“胡汉合流”的政治模式，为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让邺城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邺城作为六朝都城近400年，虽历经兴衰，却在建筑、文学、宗教、民族融合等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如今，当我们走进邺城遗址，仍能从铜雀台的残垣、佛造像的微笑中，感受到千年文明的脉动。

在新时代，唯有以创新的姿态，让邺城的规划智慧、文学精神、融合理念走进现代生活，才能让这颗“历史之星”重新闪耀，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从华北平原的一座城邑到影响东亚的文化地标，邺城的故事，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探索它的千年密码，便是在寻找打开未来的历史钥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