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北京协和医院的窗帘是淡蓝色的。当我数到窗帘上第七个破洞时，手机响了。母亲的声音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你爸走了。”监护仪上的直线在电话那端延伸，穿过七百公里的距离，直直插进我裹着纱布的胸口。这个我被抬下乳腺癌手术台第二天的早晨，我的父亲却没能走出重症监护室，没能像他答应我的那样，等我回家。

　　游标卡尺量度的爱

　　父亲走的那天，北京异常的冷。麻药退去后的恍惚中，我盯着天花板想，他最后看见的，是抢救室惨白的灯光，还是记忆里鞍钢运动场上飘扬的红旗？护士来换药时，我求她帮我拨通视频电话。屏幕那端，父亲的脸已经蒙上白布，只有一绺灰白的头发倔强地露在外面——那是以前每每母亲给他梳头时，他总笑着说“别费事”的那绺头发。 

　　父亲一生要强。在鞍山体校练体操时，教练说他“骨头太硬”，他就每天多练两小时压腿。后来在水泥厂维修设备，五十斤重的水泥袋扛起来就走。退休后父亲迷上轮滑，七十岁还能做燕式平衡。

　　鞍钢技术工程师表彰会上，他作为标兵发言：“机械故障都有预警，就看人能不能读懂那些细微颤动。”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注脚。

　　退休后来沈阳帮我带孩子的十多年，父亲一般清晨起床。先是轻手轻脚热好牛奶，然后蹲在儿童车旁检查刹车。有次我熬夜赶稿，看见他借着台灯的微光，用游标卡尺量儿童车的螺丝——就像当年在工厂检修设备那样认真。清晨六点，他必定推着儿童车出现在小区花园，车筐里装着给我带的豆浆，保温杯底下垫着纸巾，怕水汽弄湿我的采访本。

　　关于手术的生死赌局

　　去年夏天那场股骨头手术的抉择，成了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两小时。老父亲在客厅里不小心摔了一跤，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跤之后，这位久经运动场的老运动员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主治医师把CT片插在灯箱上：“老爷子的并发症让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极其不好，非常可能下不来手术台。但如果不手术……”灯光下，断裂的骨茬像参差的悬崖。

　　病房门的玻璃映出我扭曲的倒影。选择保守治疗意味着他将永远卧床，而手术可能直接把父亲的生命终结在手术台上。我颤抖着选择了前者，因为我怎么也不敢面对自己亲手将父亲送上不归路的那一刻。

　　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其实在天真地想：“咱们回家好好养，等父亲身体状况好一些了，再来做手术，那时候爸爸就重新站起来了。”但我终究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天真，自从父亲出院回家之后，无论我们怎么精心照料、饮食调理，但他的身体状况一直每况愈下，这个抛物线，在我去北京做手术的那天低到了极点：肺炎合并肺内感染！

　　铁皮盒子里的时间胶囊

　　父亲走后第三十七天，我在衣柜深处发现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我小学的满分作文、发表过的报道的剪报、两个外孙的疫苗接种本复印件。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鞍钢运动会秩序册，他参加的三级跳远比赛那页被折了角。空白处有行小字：“1979年9月28日，闺女会叫爸爸了。”那天，他刚获得鞍钢职工运动会三级跳远冠军。

　　整理遗物时，母亲突然说：“你爸留了话给你。”我浑身发抖地打开手机录音，听见父亲虚弱的声音：“……床头柜第二个抽屉，给你存了手术后的营养费……别怪自己，是爸等不及了……”背景音里有监护仪的滴答声，像他年轻时给我修闹钟的声响。我疯狂翻找抽屉，在病历本夹层里摸到一张存折，密码是我的生日。

　　昨夜，我又梦见了父亲，他穿着卡其色的工装，在鞍钢水泥厂的老厂房里滑轮滑。生锈的钢架在他头顶交错，阳光从缝隙漏下来，把他斑白的鬓角染成金色。我追着他喊“爸”，他回头笑笑，身影渐渐淡成墙上的一张老照片。醒来时我的枕头是湿的。

　　现在每次经过医院，我都会多看几眼监护仪。那些起伏的绿色波浪，是活着的人在和时间拔河。而父亲那条笔直的绿线，成了刻在我生命里的刻度——从此悲欢都有了参照：最痛不过手术刀划开皮肉，最暖不过存折上褪色的钢笔字迹；最远不过从手术同意书到病床的三步距离，最近不过梦里再见爸爸的笑脸……

　　（寇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