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明代大儒很多，他们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遮蔽了历史暗处的那些身影，那些徘徊于科举、生计、良知与理想之间的小读书人，他们将心学精义渗入市井，一边苦读，一边在悟道与迷惘间挣扎。大概所有时代都有小人物的悲歌，翻开《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我忽然就有了深深的共鸣。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南昌西山，一位年逾六旬的老者在草庐前负手而立。他叫李鼎，曾是顺天府举人，写过《边策》《海策》等，此刻在等待一个预言。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浓缩了明代小读书人的精神困境：在经世理想、学术追求与生存焦虑之间，他们如同风中的烛火，明明灭灭。张艺曦在《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中聚焦的小读书人，就是这群名字并不响亮的地方人士。他们多出身地方士族，拥有中低级功名或布衣身份，在阳明心学、文学复古、科举制艺三重风潮中辗转徘徊。

　　江西新城的寒门士子涂伯昌，因朱熹的文章困惑不已，辗转吉安问学两年却未能解惑，惭愧无比，以致在归途中放声大哭。涂伯昌后来转向制艺，成为地方文坛领袖。这个未被《明儒学案》记载的场景，被张艺曦从族谱的缝隙中发现。当王畿在书院宣讲“致良知”时，李鼎在乡里组织族会进行“二次传讲”；当复古派文人推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时，涂伯昌们将古文技巧融入制艺写作。这种“介于精英与平民之间”的身份，使他们成为大儒思想世俗化的关键中介，小读书人并非被动地跟随风潮，而是以“游走于大儒之间”的方式，成为思想传播的地方枢纽。

　　作者试图用一本书的力量打捞这些“烛火”。当传统思想史聚焦于王阳明、李贽等大儒时，这本书将镜头对准了他们——州县学宫的生员、诗文社集的边缘参与者、在讲会中记录笔记的门徒、科举路上的失败者或幸运儿。尽管他们既非思想史上的大儒，亦非政治舞台的主角，却在地方丈量田土、组织社集、传播思想等实务中，成为历史洪流的“毛细血管”。作者从方志、族谱、笔记中拼凑出他们碎片化的人生轨迹。

　　从日诵万言到知识囤积

　　明中期的思想界存在一场激烈的拉锯战。阳明心学高举“满街都是圣人”的哲学论点，文学复古派呐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科举制艺则以八股文为利刃，切割着所有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小读书人如同站在十字路口的行者，每一步都充满悖论。

　　隋唐以前的相关记载，多将“一目十行”“日诵万言”视为少数士人的特殊才能，但两宋以后，随着署名欧阳修的读书法的流行而有变，这个读书法提出对一个中人可行的方式，不追求超凡的记忆力，而是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借由每日的积累，得到跟记忆力超凡者同样的结果。由于欧阳修读书法的流行，即使一般士人也必须承受记诵数十万言儒经的期待与压力。尤其随着明中期以后印刷术的流行，许多过去不易得不易见的儒经与古籍都变得相对易得易见，加上科举制度下，八股文写作亦要求记诵儒经及博览子史，这些都对士人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当“一目十行”“日诵万言”从天赋异禀变成科举制度的刚性指标，中国近世士人的大脑，早已成为被数据量化的存储器。

　　北齐河南王高孝瑜“十行俱下”的典故本是个案，却在雕版印刷流行后成为普遍标准。两宋以降，随着书籍流通量激增，欧阳修读书法将记诵任务拆解为“日诵三百字”的“温和暴政”，看似降低门槛，实则将士人拖入“日积月累”的马拉松。明中期以后，科举对“博闻强记”的要求达到顶峰，《资治通鉴》三百余万字的体量，竟被士人夸饰为“一月尽之”的壮举，尽管实际仅是“略能遍记之”的熟读。这种对记忆力的病态推崇，在清代考据学风中演变为“一目数十行”的数字狂欢。当士人将《汉书》卷帙按“日易一帙”的速度消化，当《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以“过目不忘”为考核标准，知识的获取早已脱离理解的本质，沦为数据囤积的竞赛。

　　科举囚笼中认知异化

　　在明代，科举不仅是晋升通道，更是身份认同的核心。小读书人的生命轨迹，往往被科举制度切割为不同的关卡，每一道关卡都是一场生存战争。李鼎考中顺天府举人后，自以为踏上坦途，却在会试中屡屡受挫，最终“落魄江左”，不得不以制艺授徒为生。

　　在科举制度的规训下，记忆力焦虑成为士人无法挣脱的枷锁。李鼎晚年注解典籍时，仍需兼顾制艺授徒，这种“宗教研究与应试教育”的双重负担，恰是制度性焦虑的典型写照。雕版印刷的普及本应解放思想，却意外加剧了认知异化。当《传习录》等小册子成为“便携版”思想武器，士人对经典的理解被简化为“关键词检索”。涂伯昌早年为格物问题“放声大哭”，中年却能将心学概念转化为八股文技巧，这种转变不是思想成熟，而是生存策略的无奈调整。小读书人始终试图调和“穷经”与“应举”，将心学转化为科举策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记忆力表演”的流行。萧颖士与友人“诵路旁碑”的竞赛，在明代演变为归有光与季龙伯的寿序记忆对决。暗示了记忆力与创造力的内在冲突，前者是制度认可的“硬通货”，后者则是被边缘化的“危险因子”。

　　在普遍的焦虑中，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朱熹主张“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强调“书须成诵”的目的是“穷理”，而非应付考试。他对“资质鲁钝”者这样宽慰：“福州陈晋之极鲁钝，读书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后能熟”，实则是对量化考核的温和抵抗。王守仁则走得更远。他在《训蒙大意》中提出“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主张根据资质调整学习量，避免“精神力量有余，而无厌苦之患”。这种“少而精”的理念，与现代教育中的“深度学习”不谋而合。更具颠覆性的是，他将“良知”凌驾于记诵之上，认为“强记之心”“欲速之心”皆需克去，直指记忆力焦虑的根源——对功名的执念，但这些思想突围在科举压力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四百多年后，现代人陷入新的认知困境：短视频时代的“碎片化记忆”编织着新的网。明代士人的“记忆力比赛”在现代演变为“最强大脑”综艺，而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术则转变为“思维导图”等。本质上，这些都是应对信息爆炸的生存策略。那些坚持“慢读”的小众社群，那些拒绝“学术快餐”的研究者，在记忆力焦虑的狂潮中，依然守护着知识的本真价值。

　　在耕读与游幕间挣扎

　　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甲申国变，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让所有士人被迫重新校准人生坐标。涂伯昌在明亡后痛批心学，本质上是一个底层知识人对时代剧变的应激反应。小读书人在遭遇生活的困顿后，只能退回制艺授徒的日常，在制度框架内继续扮演“边缘人”角色。

　　小读书人从“谈心论性”转向“八股文写作”，不是因为思想的堕落，而是科举制度下的必然选择。当他们发现“致良知”难以解决钱粮兵甲的具体问题时，文学复古的审美理想便显得虚妄；他们在科举场域中摸爬滚打，又不得不将心学转化为八股文的写作策略。明王朝崩塌，那些曾被视为“解放思想”的心学话语，突然变成了“亡国之学”的替罪羊。

　　“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调侃，在明代小读书人身上有深刻体现。他们既非权贵阶层，又不屑于从事农商，“耕读传家”往往是理想，现实则是“穷愁著书”的窘境。李鼎的姻亲张位曾是大学士，却无法改变他“落魄江左”的命运。这种无力感贯穿于小读书人的生存常态：他们依赖家族支持参加科举，一旦落第，便只能以游幕、讲学、编书为生。涂伯昌“家境贫寒，为谋生计，师从浙江黄汝亨研习制艺”，这种选择不是出于学术兴趣，而是赤裸裸的生存需求。在金溪县，许多小读书人连文集都没有留下，必须利用族谱资料才能够重构他们的生活。作者特别提到“制艺风潮”对士人生活的塑造：“万历年间制艺风潮兴起后，阳明心学的书籍更普遍被人从制艺写作的角度阅读。”当文学复古运动与心学讲会衰落后，制艺文社如豫章社、复社成为主流。

　　传统思想史往往聚焦大儒的“登坛讲道”，却忽略“小读书人”的二次传讲价值。在吉安、金溪县等地，阳明学讲会的真正活力源于地方士人：他们将王畿、罗汝芳的抽象理论转化为通俗话语，在乡会、族会中进行传播。李鼎在南昌组织的讲会，参与者多为“郡县生员、布衣处士”，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让心学突破精英圈层，成为“从基层而起的运动”。《传习录》等小册子的民间传抄，更凸显小读书人的传播力量。当大儒讲学受限于时空，这些“便携版”思想载体却在市井坊间广泛流通。涂伯昌早年在吉安问学未果，正是通过阅读《大学》古本自行解悟——这种“无师自通”的路径，揭示了思想传播的多元性：即便没有权威背书，底层士人仍能通过文本互动，构建属于自己的认知体系。

　　小读书人并非只埋首故纸堆，更以“地方精英”身份介入现实事务。有小读书人在参与西北边防实务时，将心学“万物一体”理想转化为治理方案；金溪县士人在明末心学退潮后，将社集从“谈心论性”转向“制艺写作”，主动重构地方文教生态。这种跨界实践，体现了他们在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灵活调适能力。小读书人的“游走于大儒之间”特性，使其成为思想与社会的中介。当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时，真正将其落实到田土丈量、赋役改革中的，正是李鼎这样的地方士人。他们的实践，让抽象哲学概念落地生根，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隐形力量。

　　在正史的宏大叙事中，小读书人的名字往往被过滤，但在地方志、族谱、私人笔记中，他们留下了吉光片羽。李鼎的《边策》《海策》未被《明史》收录，却在地方文献中成为研究晚明边防的重要史料；涂伯昌的《涂子一杯水》文集未入《四库全书》，却因其对心学的反思，成为思想史转型的见证。这种“边缘性保存”，恰似现代学术体系中被视为“非核心成果”的田野笔记——它们在主流评价体系外默默生长，终将在某个历史时刻显现独特价值。

　　四百多年前的李鼎不会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后世一位学者从故纸堆中拾起，成为解读晚明文化转型的一把钥匙。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明儒学案》，那些熟悉的大儒名字突然变得陌生，因为在他们的光环背后，曾有多少李鼎、涂伯昌般的身影在黑暗中摸索？本书的书写，如同手持火把进入历史的深巷，照亮了被遗忘的角落。在这里，没有英雄史诗，只有凡人的呼吸；没有高头讲章，只有思想的阵痛；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细节的力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思想与生计之间，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明代小读书人始终在寻找平衡的支点。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本质是一曲献给所有时代“边缘知识人”的安魂曲，那些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生命轨迹，恰恰是文明最真实的心跳。当我们学会在明代小读书人的微光中看见永恒，或许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狂欢，而是无数平凡灵魂共同谱写的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