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斌

　　最近，“看·见殷商”成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最热门的展览之一。展览聚集了全国数十家考古文博单位的三百多件珍贵文物藏品。在展品中，有不少来自北京本地或与北京相关的商代出土文物，比如一件商代方鼎和一件商代三鱼纹铜盘。据文献记载，在商代，如今的北京一带存在着诸如妟（燕）、蓟等方国。

　　当众多商代文物陈列在一起，游客仿佛穿越3000余年的时光。这不禁让人联想，在殷商时代，北京一带是什么样子？那时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商代铁刃铜钺 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代方鼎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大兴新宫遗址出土的商代靴形足彩绘陶尊

　　商代燕国与商王室联系紧密

　　“看·见殷商”展出的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方鼎和商代三鱼纹铜盘，都出土于北京平谷区刘家河商代墓葬。虽然其名头不如鸮尊、牛尊等响亮，但这两件文物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考古在殷商这个时间段是缺环的。直到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的发现，这一状况才得到扭转。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南独乐公社刘家河大队社员在村外水塘边取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和平谷县文教局文化组共同进行了勘查，确定是一座墓葬。此墓位于村东公路南侧水塘的南岸，为南北向，北部因早年挖水塘及岸边植树已挖掉，南部因压在大车路下而得以保存。

　　从墓葬残存的部分，出土器物共40多件，分为铜、金、玉、陶等四类。青铜器达32件，而礼器就有16件之多。其中鼎有5件，这5件青铜鼎中有方鼎2件。在商文化中，随葬鼎的多少，是地位高低的象征，而随葬方鼎的墓，其地位更为显耀。

　　考古学家杨宝成在《殷墟文化研究》中提出：“凡出土青铜方鼎的墓多同时出土成套的青铜礼器，而其他众多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中，并不出土铜方鼎。由此可见青铜方鼎是青铜礼器中的核心器物，它在整个商代和西周前期的礼器组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贵族奴隶主‘明贵贱，别等列’的标志，亦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5件青铜鼎，其中有青铜方鼎2件，反映出此墓的墓主人应是一位有权力和地位的地方首领级人物。结合此墓随葬的象征统治权力的铁刃铜钺，中国先秦史专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长杨升南认为，此墓主人身份较高，可能是商代“北土”的一位方国或诸侯的首领，具体地说，可能是商时“北土”方国燕国的一位高级贵族，甚至就是商代燕国的一位国君。

　　根据出土文物，殷商时期燕国与商王室关系十分紧密。刘家河墓葬中出土青铜器上的纹饰，有饕餮纹、云雷纹、弦纹以及连珠纹、鱼纹、涡纹等，主要是饕餮纹，在16件青铜礼器中有8件器表饰有饕餮纹。这些纹饰无一不是中原商文化青铜器上常见的纹样。该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其组合、形制、纹饰等，都与中原商文化青铜礼器基本相同，这显然是受到商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

　　不过，墓中同出的2件方鼎，腹部都装饰一条云雷纹带，上下各夹饰一条圆圈纹带。与郑州、安阳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纹饰虽相似而实又不同，说明这两件方鼎可能为古代平谷当地制造。墓中出土的金耳环、金臂钏等遗物具有典型北方土著特色，后来又在墓葬所在地发现了土著文化遗址，有学者据此认为，墓主虽然身份极高，但他可能不是商王分封的地方诸侯，而是当时与商朝分庭抗礼的势力。

　　燕国与商王室关系紧密也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得到证实。

　　殷商时期，甲骨文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甲骨卜辞里记载了一个叫做“妟”的国家，是殷商的北方属国。“妟”金文（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作“匽”，就是后来人所熟知的燕国。《史记》中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奭于北燕”，史学界将此视为燕都城的始封之年，也是北京建城之始。

　　“妟”的金文也表明，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前，“燕”这个方国已经存在于现在的北京地区。而且在甲骨卜辞中多有“妟来”的记载，说明妟国与商王室来往频繁。另外，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妇燕”的记载，“妇妟”即妟国嫁到王室的女子，这也显示燕和商建立了婚姻关系。“妇燕”在《甲骨文合集》书里出现了8次。杨升南认为，“妇燕”与甲骨文中的“妇周”“妇竹”“妇井”“妇杞”“妇龙”等的性质相同。甲骨卜辞还显示，燕国派遣人员参与了商王室的重要礼神活动，还将猎获的野猪贡献给商王室，这些都说明商燕关系非同一般。

　　商代的铁来自何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家河商代墓葬中还出土了铁刃铜钺。钺是帝王权威的象征，《尚书·牧誓》曾记载：“王左杖黄钺”。这也从侧面证明刘家河墓葬墓主身份的高贵。

　　这件文物的独特之处在于“铁刃”，即用铁锻造薄刃，再将薄刃与青铜浇铸成一体。在对刘家河考古发掘时，专业机构研究发现，这件文物的铁刃在铜钺下端根部残存1厘米，尚有少量铁质未氧化。

　　铁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十九世纪，欧洲学者提出考古学上的三时代系统，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不同时代代表不同生产力和文明进化程度。铁器工具远比青铜工具坚硬锋利，是一种革命性的材料。据《国语·齐语》：“美金（青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鉏（chú）夷斤斸（zhú），试诸壤土。”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到春秋时期（距今2500余年）才出现冶炼铁器，落后于西亚和欧洲地区。

　　而刘家河出土的这件铁刃铜钺让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刘家河的铁刃铜钺和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铁刃铜钺非常类似。

　　商代用铁的考古资料，目前稀少，这为深入研究商代用铁问题带来了困难。有关科研部门对商代发现的铁作过多次金相分析，但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对藁城台西出土的铁刃铜钺两次考察的结果截然不同：第一次认为钺的刃部系古代冶炼的熟铁（不同于现代方式生产的熟铁）；第二次则断定钺刃部原材料是来自加热锻成的陨铁（含铁量大的陨星）。

　　部分学者认为，河北藁城台西墓葬及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铁刃铜钺都是用陨铁制成，因此不能证明我国人工冶炼铁起于商代，但至少可以表明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我国劳动人民不但对铁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把它加工应用到兵器上。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铁作为一种新的金属出现，无疑预兆着“铁器时代”的黎明。

　　新宫遗址里有5粒水稻

　　殷商时期的“老北京”都吃什么？近年考古发掘的大兴新宫遗址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主食以粟为主，也吃水稻大米，肉食来源丰富，包括蚌科、蛙科、鸡、狗、驴、猪等10多种动物。

　　新宫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清代行宫新宫东北部，地处燕山南麓太行山东麓古永定河流域的冲积扇平原。周围地形开阔，遗址择地古河道西南岸高垄台地，是北京市城区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夏商时期环壕聚落遗址，主体文化是大坨头文化（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约前1700-前1300年），包括双环壕、祭祀遗存、墓地、古河道等。该遗址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发现。2022年4月至2023年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该项目范围内发现的古代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环壕发现内、外两重环壕，两条环壕大致呈同心圆围合而成，两环壕之间相距20至25米。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陶片、科技提取相关遗物检测分析，两条壕沟的营建、使用、废弃年代大致均为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

　　祭祀遗存在内环壕接近中心位置，发现一处上层平面呈同心圆夯土遗迹。夯填土内不同区域发现有集中堆放陶片、兽骨、炭化痕迹、有意摆放石块等现象。夯土遗迹中心有一用大小不一青色片石砌筑的方坑。坑内有人骨一具，人骨距坑底0.2米，头向西南，呈俯首侧爬状，右臂及手侧压于身下，左手握拳，经鉴定为一男性，年龄25至30岁。人骨头部有击打痕，坑壁及发现人骨层位有火烧痕迹，初步判断为人祭行为。

　　新宫遗址大坨头文化双环壕及核心祭祀遗迹的发现显示该遗址是一处等级较高的祭祀遗址，是京津冀地区首次发现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功能、布局结构较为完整的祭祀遗址。

　　墓地墓葬区位于外环壕外东南部，已发掘竖穴土坑墓29座。墓葬整体规划有序，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另外部分墓葬随葬有玉玦、绿松石项链、红玉髓坠珠等遗物，尤其是靴形足彩绘陶尊和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等重要文物，弥足珍贵。墓主人应具有较高的等级身份。

　　这批墓葬整体出土遗物丰富，为目前燕山南麓最为重要的一处大坨头文化墓地。其出土的兼具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彩绘陶器、玉玦、金耳环、绿松石项链等随葬品，生动再现了青铜时代燕山南北与北方草原地带交流融合的历史。

　　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新宫遗址人群曾对粟、黍、稻等多种农作物进行过栽培和利用，并以粟为主。其中，5粒水稻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为探讨先秦时期北京地区水稻栽培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处墓葬的肉食水平略高于二里头遗址人群，有着丰富的肉食来源，包括蚌科、蛙科、鸡、狗、驴、猪、梅花鹿、黄牛、羊、鱼等10多种动物，且发现了食物加工的痕迹。

　　新宫遗址存在迁徙现象，发现外来人类个体以及来自南方和东方的牛、猪、鹿等。该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大坨头文化的时空范围、人群与族属以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