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尼

我的观影生涯应该从襁褓中开始。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里。卫生员上门接生，我爸在一旁协助，据说最后的脐带就是我爸哆嗦着手一刀剪断的。几个月后，我就被抱在我妈怀里去连队俱乐部看电影——手扶拖拉机巡回放映队到连队了。这是那个时代生产建设兵团文化生活默认的规则。我一岁半被送回上海爷爷奶奶家，读了小学一年级上半学期之后，又去新疆待过一年多。在这段不长但已经可以记事的日子里，至少经历了三次半夜被叫醒，在混沌中随着全体连队成员涌向俱乐部——一个巨大的仓库里，去看电影。一般会不停歇放映至少三部电影，《看不见的战线》《火车司机的儿子》《摘苹果的时候》……以至于我经常将这些影像相似的情节混淆起来。

我两岁之前唯一的观影记忆是看到李玉和从床上起来，屋里踱步，再躺下。成年后我再未看过《红灯记》，至今不清楚那个片段来自真实记忆还是后期的想象。在上小学之前，我基本就学会了阅读。很多电影我至今没看过，但眼睛一闭上，就能极其丝滑地念出那一部部电影名字——《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橡树，十万火急》……还有一部片名迷人，内容不知所谓的《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我坚信，这个神秘音译背后，一定藏着令人震颤的奇异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上海，恰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热映。有天爷爷带我从五角场坐公交车去大光明门口等退票。一名黄牛居然向我爷爷报出了天价：每张五元。五块钱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大约是一个普通工人月薪的六分之一，也是当年实际票价的30倍以上。有一回爷爷从俄文词典里意外地翻出一张五块钱，结果全家美美包了一顿饺子吃。实在看不起，怅然若失的爷爷拉着我走人。好在那个时代电影下档之后很快就会在电视里上映。

1980年全家回到上海后，父亲在一家医院工作。导演田壮壮读北电时拍过一部儿童电影《红象》，这家医院俱乐部居然就放过这部，我印象十分深刻，还记得小男孩名字叫“岩甩”。《红象》之后没多久，医院俱乐部居然又放映了田壮壮的《九月》。片子沉闷又好看，看完让我深沉了一个礼拜。

当年我十岁出头，已是《大众电影》的资深订户，知晓田壮壮的大名。连选两部田导作品，后一部至今在豆瓣上居然连评分都没有，我猜医院工会负责选片的那个家伙必然有着独特的品位。我之后进中学，当时学校定期组织学生看电影，记得初二某学期，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去五角场翔鹰电影院看《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维姆·文德斯，摄于1984年的名作。我一直怀疑本中学不俗的选片品位来自教务处一名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公派赴欧美学习过的男性教师L。L后来也教英文。当然，“电影片单”有时也会流俗地选《鹰爪铁布衫》这样的武打片。那天刚散场，我被同班一女生拦下问道：最后那个捏碎鸡蛋的镜头是啥意思啊？我支支吾吾落荒而逃。

成年后至今唾手可得的观影生涯就不值一提了。唯一和我童年的念念不忘有所对应的是每年一次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一次为了要看大银幕上的《海上花》，在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我又一次站到了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等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