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军兄发表《隐于〈蒋维乔日记〉背后的武进文献征存社》（《澎湃·私家历史》2025年6月4日，以下简称“李文”）一文，利用《蒋维乔日记》所记以及沈燮元先生口述，厘清了《赵烈文日记》手稿抄本在从武进文献征存社到南京图书馆的递藏过程。笔者2020年于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赵烈文日记》，“附录二”中对赵氏的稿抄本日记的版本与流传有所论述，因限于整理本的统一体例，对于日记稿抄本的部分细节信息，如稿抄本的种类、其性质的归属、抄本不同人的校语、稿抄本的流布等，均未能充分展开，兹借拜读李文的机会，作一些补充与申论。

赵氏藏书目录中的著录

赵烈文辞官回乡，建天放楼以存藏历年游宦所得的各类珍本书籍、碑帖拓片与金石彝器，并自编天放楼藏书目录（见光绪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日记），昔不存，近人封思毅据赵氏日记历年所记排比辑得《天放楼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一书，只能见其所藏大略，很难说符合藏书原貌（因为赵烈文对其藏书目录有多次修订）。

幸运的是，南京图书馆藏有赵烈文次子赵宽（1863—1939）所编《小脉望馆书目》五册，该书目半叶十行，由赵宽手抄，在第五册“贞”字号中的“廿四史十四箱”中，完整著录了赵烈文日记的信息（图1），如下：一、《落花春雨巢日记》五本、《能静居日记》十六本（一至十六），二、《能静居日记》二十本（十七至卅六），三、《能静居日记》五本（卅七至四十一），四、《能静居日记》十三本（四十二至五十四），五、《重抄落花春雨巢日记》一本，又《能静居日记》八本（一至八），六、《重抄能静居日记》廿二本（九至卅），七、《重抄能静居日记》廿四本（卅一至五十四）。该书目全部图书总计两万两千九百五十八本，如此数量的藏书，当然不可能全部是赵宽自己入藏的，其主体部分应该是其父赵烈文天放楼的藏书。那么，这里对于赵氏日记的记录，无疑是可靠的。首先看《落花春雨巢日记》，有两个版本，“五本”即现藏南京图书馆的五册本，该本是赵烈文的手稿本，卷首有“毗陵文献征存社”等印，涂抹不少；“重抄”本一本，即南京图书馆的一册本，同样也有“毗陵文献征存社”等印，这册的最优长之处，乃是从咸丰二年正月初一日开始，比赵烈文的手稿本要完整。其次是《能静居日记》，书目中记载了两种，都是五十四册，从“重抄”云云看，这两种都是对后来流传到台湾的赵氏手稿本的重新抄写，只是不清楚孰先孰后，但可能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五十四册，即李文所言经由沈先生手入藏的，乃是后一部“重抄”本。赵宽《小脉望馆书目》最后一册“碑刻目”末有“乙亥年立夏日记”一行，即民国二十四年（1935），这说明，在此时，赵氏的两种日记的稿钞本仍属赵家所有。

赵烈文日记钞本上的批校人

李文引陈光贻196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赵烈文日记的传本和收藏》一文，陈氏认为“收藏在武进文献社的，只有原稿《落花春雨巢日记》五册，及他儿子赵宽过录的《能静居士日记》五十四册，……《能静居士日记》是赵宽过录副本后的定名，不是原稿的名称”，此论不确。先说日记名称的问题，“能静居士日记”并非赵宽过录后所起，流传至台湾的赵烈文日记稿本，开篇即题“能静居士日记一”；其次，称“赵宽过录”同样也不准确，这可以通过赵氏日记的内外证据来证明。对于赵烈文本人来说，他一直有将其日记保存并流传下去的自觉意识，同治八年五月十一日在赴磁州任路经天津时，“寄连日日记二纸”，可见赵氏每写一段时期的日记，便将之寄回乡里，使人录副以存。

这个录副人，绝不是赵宽。因为从南图所藏的《落花春雨巢日记》一册及《能静居日记》五十四册中看，赵宽仅仅是校对者。先看《落花春雨巢日记》。赵宽依次批有“光绪丙申五月校过”（图2）“庚戌八月十二日校”“戊戌十月二十日校”“辛亥八月十六日校”，可知该日记，赵宽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开始校对，此时距赵烈文下世刚两年。再看《能静居日记》五十四册。第一册中缝有“甲辰十月校”、册末有“甲辰十月依原本校勘竟宽谨识”，这里的“原本”，可能是赵烈文的手稿本，也可能是前引《小脉望馆书目》中著录的前一种，“甲辰”为光绪三十年（1904），这一年赵宽开始校勘《能静居日记》，第五册中缝有“癸酉三月校”，到最后第五十四册末“癸酉十一月校毕”，可知赵宽中断了二十八年，直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才开始全力以赴，用八个月的时间校完了其父日记，此时距赵宽谢世已不满六年。

赵宽的校改，往往用墨笔直接施于日记正文的字里行间，如第十五册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读《列传》二十九”，原抄作“汝南文成王宣帝子亮”“楚隐王武帝子玮”“赵王宣帝子伦”等，赵宽将小字夹注均勾乙到帝王名外（图3），检赵烈文手稿本即如此，应是抄手不明史书体例而误。还有直接改错字的，如第十七册将“郭芝仙”的“芝”字圈出，旁改为“芸”。最能证明南图此本不是赵宽所抄的直接证据，就是第十八册同治二年八月初六日的天头上，因为抄手漏抄了一大段赵烈文初五至初七日的读书内容，赵宽便在天头一一补抄，末了还不忘批了一笔：“以上散失，在初八日前，钞胥可恨！”（图4）以表达对抄写者的不满。还有一个旁证，第二十三册书根处，赵宽还写了“此册已前共计抄公应有本六千文还三元”一句，这明显是对抄写工价的记录。故陈文所云的“赵宽录副”恐怕不实，还是以笔者此前所称的“能静居钞本”较为稳妥。

笔者当初在整理《赵烈文日记》时，仅注意到了赵宽的校语，日后翻阅，发现南图所藏五十四册《能静居日记》抄本上，除了赵宽，还有一人，就是同属于武进文献征存社的徐震（1898—1967，字哲东）。徐也是常州武进人，曾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擅长古文，精娴武术，是我国古代武术史研究的先驱。据李文引陈文及《蒋维乔日记》，此日记“是赵宽少年时所抄录，书中错字甚多，又有脱落字句，没有和原稿详细校对”，“后来经过武进徐哲东（震）先生校正，但不过改正了字句上显著的错误，也没有和原稿校对”。前已证明此本非赵宽过录本，至于徐震的校改，亦复寥寥。相比于赵宽直接在日记字里行间的校改，徐震则较为理性克制，他不会径直改动日记原文，而是在该行的天头施以批语，并以“震按”“徐震案”起首。第一次校语出现在第八册咸丰十有一载四月初二日“读《文子》后更读此”，天头上有墨书“徐震按：文子当为文中子，脱一字”（图5），第九册有一条，第十二册三条，第十四册一条，第二十册三条，第二十一册三条，总共不过十一条。有的校语未署名，但与赵宽字迹对比，徐字笔画较细且有欹斜之势。

此外，钞本《能静居日记》上除了赵宽、徐震二人的校语外，还附有一些供人编选的签条，如第四册咸丰十年三月初四日上有毛笔、钢笔签条各一（图6），毛笔云“子良来自浙至不忍更闻矣选”，钢笔云“从第十行‘初四日’句抄起，至第二页第九行‘不忍更闻矣’句止”。赵烈文曾节选其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浙江的部分成《赵伟甫先生庚申避难日记》在民国六年（1917）《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一二三期上连载，毛笔签条或即供此日记摘抄；而钢笔签条起止诸句内容（不止一条），俱见罗尔纲所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史部杂史类，故钢笔签条可能出于罗尔纲先生本人或转托誊抄人之手。

赵烈文日记稿抄本的流布

根据《蒋维乔日记》的记载，赵烈文的两部日记由赵孙女彦姞售卖给武进文献征存社的，时在1945年。在此之前，已有人对赵氏日记的保存与散佚表露出担忧与关心，叶景葵在其《赵君闳讣窆题识》中说：“天放楼余籍，去年经京贾囊括而去，所存日记，亦已不全，颇拟传钞一副，不知能否见允也。”此文写于“庚辰十一月”，即1940年，这时赵宽（即赵君闳）刚去世不到一年，可知赵家藏书包括日记1939年便已开始向书贾售卖，《小脉望馆书目》中记载的前一种五十四册的《能静居日记》抄本的散佚可能就在此时，而留下的重抄本《能静居日记》及《落花春雨巢日记》稿抄本，在1945年售与了武进文献征存社。这其中还有一个细节，蒋维乔所记武进文献征存社得到的，其实只是《落花春雨巢日记》稿本与《能静居日记》抄本两种，而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手稿本似乎不在其中。李文引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中所记，认为这部手稿本由赵家卖给了南京汪伪政府的要员陈群（人鹤），持这一说法的还有台湾的高拜石，他也认为该稿本被陈氏购得，抗战胜利后，陈氏畏罪自戕，日记又流散出去，南京图书馆得以购存至今（《古春风楼琐谈》第六集“赵惠甫才丰用靳”）。有一个侧面证据可以证明稿本《能静居日记》未经武进文献征存社收藏，即其中并无赵氏其他日记中的“毗陵文献征存社”朱文印。陈群死后，《能静居日记》稿本曾在南京颐和路的泽存书库短暂停留，1949年后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后一直保存在“中图”中；而《落花春雨巢日记》稿本与《能静居日记》重抄本，1945年入武进文献征存社，1952年由沈燮元先生代表苏南文管会接收，1955年，文管会迁往南京，并入南京图书馆。有趣的是，在此之前，《落花春雨巢日记》抄本也入藏了南京图书馆。

此本同样也没有“毗陵文献征存社”印，册末有一“南京古□书店”牌记，内中填有“书号33127 册数1 定价100、00”，封底有一粘条：“贺昌群先生交来落花春雨巢日记壹册”（图7）。贺昌群1950年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1953年调任（苏健、赵晓虹《国家图书馆学人著述目录1909—1949》），该抄本可能是由他在这三年间，从南京古旧书店购入再亲自交给南图的，至此，赵烈文最重要的日记稿抄本，由常熟到上海，再到南京合璧，应该也算是文献流传史上的一段嘉话吧。只是其中的人事细节，却早已淹没于时间的洪流之中，引起后人无穷的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