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创刊发布于6月10日在线上播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刘培林出席并演讲。

　　刘培林表达了对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制度与文化根源的思考。

　　他指出，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其成功不仅为国内消费者带来显著福利提升（如降低高端汽车消费门槛），并惠及国际上的消费者。究其深层驱动因素，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上上下下有一种政策理念，既由“短缺经济”的历史记忆所塑造的重生产重投资而轻消费的政策偏好。长期物质匮乏的深刻体验，内化为全社会对增加供给、扩大生产投资的强烈共识。这种“防匮乏”的心理，在国家的机构设置和政策理念中都有长期而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中国独特的财税结构。制造业的增值税与地方收入关系紧密，而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也主要在上游的生产地而非下游的消费发生地。这导致了地方政府重视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制造业，轻视扩大消费的激励结构。

　　制造能力快速提升，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目前工业制造能力已赢得全球充分认可，并有效提升了国家实力。但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要和消费能力提升相协调。如果生产能力过度超前于消费能力，则不可持续，会导致内循环不畅，并引发外部摩擦。事实上这种局面已经出现，决策者应通过扭转观念和改变政策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