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政治，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卡死在轴心国里面，恰恰相反，墨索里尼正跟奥地利联手，一同抗拒与德国结合，因此德国来的流亡者都顺利地受到接纳，或者至少不会遇到特别的刁难。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的亲缘关系是有限度的，它们从来不曾在生活与思想方式的根源层次上真正达到一致。尽管两个国家都盛行一种如穿制服般统一的小资产阶级习气，上面叫他们说什么，他们就热切地照着喊。

墨索里尼有一次为他的独裁权力辩护说，人们“厌倦自由”，因此如果有人命令他们该做什么事，他们会因此感到高兴。像墨索里尼所说的这样直指真相的话，有谁能从希特勒的口中听到？但是在德国，大学教授与记者们却发现，“真正的”自由就是强迫。这两个民族的个性差别多么大啊！

德国人把纳粹当成一种教条，从骨子里对它严肃看待；意大利人则把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当成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他们本身，作为独立的个人，是不会让任何东西吓倒的。德国人拘泥于细节，也不懂宽容，因为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直都以原则为标准，而且事情与人对他来说是两回事；意大利人就算穿上黑色制服也仍然是人性的，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弱点天生就具有一种了解。他们基本上是怀疑论者，不会把生活里的事情看得比这些事情本身还严重。德国人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拿到意大利来，对应的会是一句轻松的“谁知道呢？”；意大利的“和蔼”在德国对应的是一种不和蔼的优秀与能干，这种品质只能赢得尊敬，可是不会带来朋友。

如果你问：“你好吗？”德国人会回答：“好极了！”意大利人则说：“还不坏啦！”对一般的意大利人来说，法西斯主义的宣战口号“信仰，服从，战斗”只是一个修辞的口令，笑一笑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对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所说的“我的意志就是你们的信仰”，则是一句意义深邃、必须以义务视之的命令，然后再通过博学的德语学者的帮助，把这命令诠释成为“追随”“忠诚”与“准备牺牲”。

意大利人从经验中认识世界，德国人则事先给自己准备一个“世界观”。德国的美德很容易招致怨恨，意大利人的“狡猾”则甚至可以赢得被欺骗者的心。

在那不勒斯港口的一个行李搬运工，用最诚实的表情跟我要行情的3倍价，我跟他抗议，他就辩称：“先生，您弄错了啦，您不要以为我们还是从前的那些‘贼’，自从墨索里尼上台后，我们可是‘很有纪律的’！”当然，他就这样骗到了我。意大利领袖喜欢听人说话，德国领袖的“文化演讲”一讲就是几小时。在希特勒1934年到威尼斯拜访失利之后，一位水手向我描绘了他们的领袖与我们的领袖，描述之传神实是无以复加：“我们这个可是一直摆着漂亮的姿势，你们那个却老顶着一张扭曲又死硬的脸！”

我在罗马认识了许多意大利人，从国会议员真蒂莱到我的女房东坎德莉；这些人从社会地位来看自然差别很大，却无不从头到脚透露着一种天生的“人性”气息。这种人性的气息比较能配合嘲弄或怀疑的性格，却不能与标准严格的准确度与傲慢和平共处——后者正是常让意大利人受不了德国人的原因。

意大利人也许是不可靠又不忠诚的，但是他们一直都在扮演他们自己，而德国人却总是在扮演一点别的什么：一个职位、一个头衔、一种世界观或者其他东西。

我到罗马时，最多人阅读的是一本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小说《冷漠的人》。就在那时，我在一份美国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最新的罗马民间笑话，主题是跟一条街道电车路线有关，即所谓的“循环电车”。这条路线从虔诚大门出发，法西斯党的游行就穿过这座大门，然后经过人民广场与正义广场，来到自由广场，路经一座教堂，教堂正面是一个张着嘴的“面具真理之嘴”，最后来到终点站古罗马广场。这个笑话把这些车站拿来描绘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过程：“从虔诚大门开始，走向人民，把正义置于背后，切掉自由，关上真理之嘴，最后在一堆废墟里结束。”

墨索里尼发表帝国宣示后的第二天，我与安东尼见面。他只简短地说，这并不代表什么，因为埃塞俄比亚以前就有皇帝（Negus），“现在不过是这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头衔换个人来顶而已”。

这种面对自己时始终能保持的自由，也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一种带着良心的投机心态，然而这投机心态跟德国的一体化是很不一样的。

意德文化中心主任嘉贝提（Cabetti）的做法，就是这种见风使舵的典型例子：他能毫无顾虑地追随意大利对德关系的政策的一切摇摆——1934年，他仍然让犹太流亡者沃尔夫凯勒主讲对格奥尔格的纪念演讲，可到了1936年，他就避免邀请文学史家科默雷尔（Kommerell），只因为他知道这位先生不受德国的党欢迎。从那时开始，他就偏向邀请旗号鲜明的纳粹教授们来演讲，比如豪斯霍费尔、海德格尔、海斯、诺曼以及施米特。他主持这个文化中心的原则很简单：为了要维持运转，把国家拨下来的预算开销出去，所以每学期都必须请几个“大咖”来演讲。这样做自然产生的结果，就是对方也会回头邀请他们，也就会给主任带来好处。但是基本上他十分了解这些帝国的教授们是怎么一回事。他私底下会嘲讽地说：德国的学术界快要被卖光了，很快就找不到人来供他“运转”了。

真蒂莱在意大利并吞埃塞俄比亚之后，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谈话。他推演了一套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哲学，把马基维利、马志尼与墨索里尼丢在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大锅菜里。他在演讲里指出，法西斯主义从来就没有别的目标，它的目标从来就是要将埃塞俄比亚纳入帝国之内，而这些话竟是出于同一位议员之口——不过就在半年前，我到大理石堡拜访这位先生的时候，他还曾经毫不掩饰地说过，他坚决反对这场埃塞俄比亚战争，他从心底诅咒这整个计划，因为把英国变成敌人无异于疯狂。可当战争胜利之后，他就开始满脸发光，带着笑容用起“我们”这样的字眼（“埃塞俄比亚是我们夺下来的”），尽管他或者他的儿子们完全没有参与这场战争。

在我走出演讲厅时，嘉贝提问我对这场演讲有什么意见。我告诉他，我觉得真蒂莱这场演讲是不能当真的，因为他表面上刷的这层历史哲学的油漆，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事后的自圆其说，战争的胜利一旦成为事实，大学问也跟过来了。嘉贝提听了很生气，恼怒地回答我：“您提这些学术的怀疑论调到底想干什么？用怀疑主义什么事都会没完没了。”不过这些人的投机主义并不至于让人无法忍受，因为他们并不讲假话蒙骗自己。

也只有在意大利，像克罗齐这样一号人物才有可能直到现在仍继续出版他的《批判》月刊，每月在上面公开发表那些别人只敢放在心里的意见。1939年7月20日的这一期里，有一篇文章《伦理国家的结束》就是冲着真蒂莱来的，里面说：“在法西斯国家理论出现了15年之后的今天，谁要是仔细做过观察，就能肯定地说，这个所谓的‘伦理国家’已经饶了我们，不再用它‘古怪的形象’来整我们了。它走自己的路去了，大概是要让其他更容易随便相信的民族感到幸福。”“15年前，我听一位意大利教授的演讲，这位先生如烈火情人般，以但丁的态势表达着对国家与政府的信仰；他以斗大的拳头敲打着桌面，神明附身似地喊着，大声地说‘国家就是义务，就是上帝⋯⋯礼赞国家，就是礼赞真正的自由’。听了这些话，可能有人要以为国家就是道德本身了。可是熟读黑格尔的人会笑出来，他们知道‘这种酒神式的国家幻觉’，不过只是从黑格尔最糟糕的理论里清出来的垃圾，浮夸过度也肿胀不堪。大家渐渐对‘伦理国家’感到无聊了，因为在现今这世界每日端出来的表演里，一个个国家搞的除了政治还是政治，而且是‘最残酷、最粗糙也最肆无忌惮的那种政治’，把一切通通打烂，再随自己卷入洪流里。”

写下这些话的这个人，尽管在表面上被各方孤立起来，实际却仍然是一切意大利知识阶层真正的精神导师。就算与他敌对的真蒂莱的学生们，也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教诲，更甚于从他们自己的老师那里。他们即便不敢在公开场合与他见面，甚至避免跟他有电话联络，他们却阅读每一期新的《批判》月刊；他们替真蒂莱的刊物写文章的时候，则绝口不提克罗齐。我有幸曾在克罗齐家里与他的一些朋友有过一次聚会，他还跟我们一起在那不勒斯的小巷里散步到半夜。尽管我们年纪较轻的人，不能全部赞同他对时代变迁的各种评判，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是当今欧洲极少数仍能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其知识之广博、学养之深厚，令我们年轻一辈的人十分汗颜。

（本文摘自《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编辑：许瑶）

[德]卡尔·洛维特 著

区立远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