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党史网

西花厅，温暖的家

问：我看您回忆录里说，西花厅就像我们大家的家，总理和大姐就像长辈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和你们是怎样相处的？

答：我们都把西花厅当作自己的家，因为那也是总理和邓大姐的家。大姐跟我们一块学习的时候讲，我们之间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总理也讲过，我们只是分工的不同，都是为了党的事业工作。在实际的日常工作中，总理和大姐在工作上是领导，是我们服务的对象，这个很清楚。我去之前，杨德中同志跟我谈话就说过，对总理只称职务，不要叫首长，不要说请示。

一个老同志因为从部队上来，部队上都是请首长指示，总理交代工作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首长请指示，总理就不太高兴，说哪儿那么多指示，咱们都是同志，不要老是说请指示，批评了几句。老同志跟我说，我就不如你，你小子胆大没说首长请指示，就叫总理，我说了个请指示，总理批评了我。邓大姐对我们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比如我到西花厅以后，开始晚上11点以前一般睡不成觉，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就想多睡会儿，不吃早餐。大姐就跟我谈，说你是一个军人，要有一定的作息时间，早上不吃饭，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对身体也不好，早上自己起来出早操，保持部队的那种作风。

总理对秘书是理解和宽容的，在你办事情不那么圆满的情况下，他绝对不批评你不嫌弃你，他知道你的水平就是如此，你也是尽了最大努力了。他有时候会教你，会提醒你有关问题，说查一查资料，指点你一些做法。比如说叠地图，他出去开会，有时候需要带地图，我没当过作战参谋，叠地图几横几竖这都有规律的，他一看我不会叠，不是那么个架势，也不符合标准，他就对我说，小纪，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当过作战参谋。他就给我讲叠图的方法。像查字典，他教过我查四角号码怎么快，有时遇到一些生僻的字他也查字典。当你办错了一件事的时候，只要你认识到错了，承认没处理好，我以后注意，总理绝对不再说二话，绝对不会在另一件事没有办好，引起他不高兴的时候还提起前一件事，从来不说这话。他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给你指导和教育。

生活上邓大姐代表总理对每个家庭都关心过，像老同志谁结婚了，他们会送上一床被面，有时候还参加工作人员的婚礼。谁家生孩子了，邓大姐就想到买两只老母鸡，给孕妇家属补一补。我那时候家在西安，家属没来，因为我是一个连级干部。当时我在总理那儿已经待了四年，按说我提的话家属也应该来了，但是这个事不好张口。邓大姐一直关心着我的这个事，想着这个事。那时候，工人之间可以对调，后来我家属通过对调过来之后，大姐就直接给总理报告，说小纪的家属来了，没有沾总理的什么光，人家是符合对调政策的。总理说，好啊，这样好，安排在哪儿了？我说安排在西单邮局了，离家近，我上班也近。他说那好，那好，你爱人不是车工吗？我说对。我刚到总理身边的时候，他问我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国营红旗机械厂车工。他说车工到40来岁就得改换工种，不然的话站的时间长，腿疼腰疼。这是四年之前他问我的，四年之后，我老伴到了北京，他还记着我老伴是车工，说这个对调工作离我近一点好，两个老人家都这样关心我。

总理去世以后，我们清理完文件，大姐自己出费用，让每一位同志都回去探一次亲，给了我们20天假期，来回的路费都是她出的。

邓大姐和总理，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生儿女，但是她对我们的下一辈都很关心，像我的大女儿来了，她就让我把她带到西花厅来，她要看一看，所以从感情上来说，两位老人又是我们的长辈，就像我们的爷爷奶奶那样关心着我们。包括教育孩子，邓大姐都想到了。她跟我们讲，你们不要恨铁不成钢，对孩子不要管不了就打就骂，教育孩子是需要耐心的，要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他有兴趣了就能自觉去学习了。

我们在总理家里吃过一次饭，那次大师傅做了一个红烧肉，还有紫菜头汤，还有米饭。总理这次拿出来一瓶茅台，到厨房里敬我们大家一杯酒。因为他下午三点钟起床，我们有意识地把午饭往后推，推到他起床以后。总理敬了一杯酒就去办公了。我跟钱秘书两个人商量说，我先吃，我吃完了来替你，你再去睡觉。那一天总理的另外一个老秘书也参加了，喝了这瓶茅台以后，没喝够，他又拿出一瓶二锅头，实际上喝这个酒的是我们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喝了两瓶酒，一瓶茅台、一瓶二锅头。我们几个有些微醉了，我没有值班，总理也没说我。邓大姐把给我们做的红烧肉，叫警卫员用一个很大的碗盛了满满一碗，给平时在庭院里打扫卫生的两位师傅送去了。

总理：“我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

问：看您的书里边回忆过这样一个事，总理曾经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说，他和邓大姐有过一个亲生的儿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答：那是一次开计划生育会之后，几位国务院的领导坐那儿聊天，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华国锋、纪登奎这些同志都在场，也是会后在一块聚聚。总理坐下来以后说，有件事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这时候谁也没有说话。总理自己又说，这个孩子，我也没见到，那时候我在广州，蒋介石到处追捕我，我就想办法去了上海。邓大姐怀着孕好几个月了，和她妈妈一起到处躲藏，最后躲到了一个私人诊所里，又紧张又累，孩子太大生不下来，那时候也没有剖腹这样的办法，只好用手术钳夹着孩子的头往下拉，孩子拉下来了，同时也夭折了，没呼吸了，将近9斤啊，很惋惜。我看到总理说这个事的时候眼睛里有亮光，没掉泪，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孩子夭折，也是很心痛。 

这时候先念同志插了一句话：周总理啊，天也不早了，回去休息吧。这样我就陪着总理回到了家里。这件事我问过周秉德，我说听你伯伯亲口讲过，他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没活下来，你听过没有，她说没有，我只听到七妈（指邓大姐）讲过，我从来没听伯伯亲口讲过。

问：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对烈士的孩子都特别关心吧？

答：对，烈士的子弟，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们，都把总理和邓大姐当作自己的长辈那样去尊重。两位老人给予他们许多关心和爱护，我们小孩子的照片拿给大姐，老人家都保留着，据赵炜同志说这样的照片保留了不少。

和总理最后几次见面

问：1975年2月初，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会议，您也参加了？

答：四届全国人大开完以后，研究了副总理的分工，这个分工要报毛主席批准，经过主席批准以后就要召开一个全体会议，这也是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务院会议。他在305医院给我打电话说，让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把副总理的分工打印出来，印刷厂印好，下午三点钟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宣布副总理的分工。钱嘉东和我有段时间没有见到总理了，很想他，所以在总理跟我说完事之后，就说总理我们好久没见到您了，想到会场看看您呢。总理说，还有钱嘉东呢，这样吧，你俩都来参会，但是要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而且要把这个事报告吴庆彤，因为他负责组织这个会，就说你们俩参加会议是经过我批准的。总理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在上午研究副总理分工的时候确定了在总理住院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主管外事，而且经过主席批准了。所以总理他想到的是遵守组织上的规定和纪律。过去参加这类会议的范围都是他确定了就行，现在他住院了，主持工作的是小平同志了，具体负责这次会议组织的是吴庆彤主任，所以我俩要向他报告。这就是总理的党性和组织原则。

这一天我和钱嘉东同志到了大会堂，坐在工作席上。看见总理从福建厅出来以后，我们上前去就叫了一声总理，握了个手，又回到了工作人员的座位上。

问：这是总理住院以后，见的最后一面？

答：不是。总理做了五次大手术，每一次做大手术之前，都是提前一两天让我们到他的医院病房，最短的一次是下午做手术，上午让我们去的。开始两次做手术，我们跟总理见面的时候问一声总理好，后来两三次我们就不问总理好了，因为知道总理不好，这个好字已经说不出来了，所以只叫一声总理。汇报工作的内容，我们两个人都商量好的，拣最重要的但是又最简单的，给他报告一下，尽快地结束，让他太累了不行，因为他这个时候体力已经不行了。我们报告工作的时候，他对每一件事都有交代，这个文件怎么办，怎么处理，都有具体意见。所以说为什么一个70多岁的老人，患上这么样严重的病，在这个时候还让我们两个秘书去，实际上他是做好了随时离开我们的准备。我们汇报完工作之后，到后来两次，只说一句话，原来是祝总理早日康复，但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总理康复不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我们了，只说一句祝总理手术顺利。但是他听到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反而很轻松，很自然，甚至面带着笑容。他安慰我们，“可不一定啊，两种可能”。两种可能意味着就是，这一次找你们两个来，还能下得了手术台的话，我还会找你们，听你们两个跟我汇报工作，但如果我这一次下不了手术台，走不出来手术室，这次叫你们两个来就是诀别。当然他说完“两种可能”这句话以后，也不再说下去了……他这个时候想着的还是，自己如果能够出得了手术室，还要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但是也做好了随时走的准备。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总想用最后的时日，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

我们在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眼里头就含着泪，但是尽量地控制，哪怕是咬舌头都控制，让眼泪不掉下来。但一离开他的病房，我们两个就在走廊里掉泪，甚至放声大哭。什么叫春蚕丝尽，什么叫蜡炬成灰？我们总理用自己的身躯作了最真实的全面的诠释，实现了他生前说过的，把为人民服务坚持到最后……

问：还记得总理给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答：有两件事我们最感动。第一次做大手术，是在1974年的6月1日，下午三点钟进的305医院，当天晚上做了一次大手术，这次大手术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总理就在深夜给李先念同志打电话，告诉他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是广东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写的一封来信。她有事情到山西，在山西的一个山区了解到当地群众吃的咸盐比城里贵一分钱，导致有的农村群众不舍得吃盐，买不起盐。那个时候山区里本来就贫穷，一个工分可能就几分钱，最多一毛钱，所以说吃不上盐不舍得买盐，这个很正常，何况又贵一分钱。总理在这个时候仍然想到这件事还没有办，给先念同志打这个电话，请他赶快派调查组去了解情况，尽快让群众能吃上盐。

还有一件事，新华社的动态清样反映了云南的一个锡矿的污染问题。那里因为常年进行生产，防护的设备又不那么完善，有一定的污染，因此矽肺病和肺癌的发病率高于其他的一些矿区。总理记着这件事，找来了给他治病的医生李冰，李冰是北京肿瘤医院的院长，总理告诉她云南有这么一件事情，说“你呀不用管我了”，带一个医疗组到那里去搞调查研究，去为我们的工人防病治病，李冰同志答应了。同时总理还跟医疗组的医务人员交代了，他一旦死去，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务人员去研究去总结。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对治疗癌症还没什么好办法，你们要好好地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作出一点贡献，我是会很高兴的。

我们见总理最后一面是1975年12月31日的中午12点，他把我们秘书叫到他的病床前。总理的警卫告诉我们，他刚从昏迷中醒过来。这个时候到他离开我们就一个星期的时间了。12月底，天也很冷，但是我到了病房以后，总理还从被窝里把右手非常费力地伸出来（总理右手因为受过伤有残疾），还给我们招了招手。伸出手来是跟我们招手致意，显示他平常就是对人的一种平等、一种周到。老人家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你们来了，问家里的同志们好”。因为我们是西花厅家里过去的，西花厅也是我们大家的家，他自己也跟我们一样把它当成家。“我累了”，说完这句话以后就又昏迷了。总理跟我们秘书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就是累。这个情景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之前不管多累，不管多难，他从来没有给我们透露过一个字。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本文经纪东同志本人修改，并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首任会长廖心文审定。整理者：张军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唐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综合处处长；季静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综合处三级主任科员）

​（来源：《百年潮》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