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宝华 口述 徐德亮 整理

常宝华先生与徐德亮的合影

　　写在前面

　　一转眼，常宝华先生离开我们七年了。虽然以年龄来论，常先生已经算高寿，但每每想起，总觉得他很年轻，以至于不相信他离世那么长时间了。

　　常先生官称“常四爷”，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四爷”——强调一下，在北京话里，这个“爷”字是轻声。

　　按曲艺界的辈分，我应该管常先生叫师爷，他却总对我说：“不要叫师爷，叫老常，我还是个年轻人嘛！”我便按相声的规律给他“递腿儿”，问：“老常，多大啦？”他必然说：“还小呢，才四十……公岁。”我顺势“翻”这个包袱儿：“哦，八十啦？”他再“缝”一个“楼上楼儿”：“嗯，那离死也远着呐！”此时，周围总是一片笑声。

　　年轻演员都喜欢跟常先生逗。有一回，王玥波当着常先生的外孙子、相声演员杨凯给常先生打电话：“喂，是大华吗？”杨凯在旁边念叨：“我姥爷又年轻了。”

　　新中国成立前，常先生在启明茶社演出多年，打下坚实的传统相声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常先生参了军，一直在部队工作，还给侄子常贵田捧哏，是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现如今，“二常”都离开我们了。

　　常先生给我“聊过活”，就是讲解节目；给我“下过挂”，就是教我；也给我指点过方向，闲暇时分，我们还聊过一些相声的典故、内幕以及他对部分人和事的看法。针对“启明茶社”这个从事相声史研究不能绕过去的地点，我问了很多问题。如下一些片段，都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弥补相声史之不足。由于常先生已经过世，或存在记录不清、谬误之处，责任在我，恳请各位看官原谅。

　　“启明茶社”的产生

　　1937年，我七岁，跟着大哥常宝堃在天津，大哥已经红了。我父亲常连安在北京带着我二哥常宝霖说相声，给他捧哏。我三哥常宝霆刚起步，还没有起色，他在新罗天游艺社演出，新罗天游艺社后来改叫“开明”，之后又改叫“民主”，就在珠市口那儿。

　　那时候，有个观众跟我父亲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搞一个地方啊？”我父亲说：“您说起来容易，自己搞没有本钱。再说了，我们赚了没的说，赔了可负担不起。”他说：“西单北边有块空地，你可以去看看，咱们一块儿研究研究。你就搞，赔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这个观众爱听相声，又挺有钱。

　　后来，我父亲就去西单看了。那是个不错的地方，随即筹划怎么盖起来——当时盖房很简易，那边靠着墙垛子，这边围着厚三合板；屋里能坐一二百人，不是很多。

　　一开始，启明茶社还不是“相声大会”，主要是曲艺：高德明、绪德贵来说相声，魏喜奎、郭小霞、曹宝禄来表演鼓曲，顾荣甫、尹福来拆唱八角鼓，郭荣山、韩永先来演双簧等。那会儿并不景气，这一个座儿，连喝茶带听曲艺能卖多少钱？最受欢迎的相声就是我二哥和高德明这两场。后来那个（投资）人就说了，这样下去可不行，你们能不能搞一个“相声大会”？

　　当时，谁都不知道“相声大会”是什么？或许就是“大汇聚”的意思吧。到1938年，启明茶社正式改成“相声大会”了。

　　“零打钱”

　　1938年，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从天津调到北京，学习相声。启明茶社有老、中、青三代相声人，“老”的有我父亲，相声“八德”之一的刘德智，还有华子元、赵霭如、吉评三；王长友、罗荣寿和我二哥，包括后来的王世臣、孙星海，属于中坚力量；至于年轻的，有我、我三哥、苏文茂、杜三宝、赵振铎、于世德、赵霭如的孩子赵春田等。

　　既然改成“相声大会”，就得“零打钱”了。那时候，无论是“撂地”还是“画锅”，你必须懂得“杵门子”，也就是要钱的方法。但启明茶社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不会“杵门子”。为什么不存在这个问题？启明茶社的大门两侧立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叫“文明相声”，另一块牌子叫“零打钱”。

　　所谓“零打钱”，就是听完一段相声，观众随便给钱。在打钱的时候，我父亲有个铺垫：“您随便给，没带零钱也不要走，您听您的，我们接着往下要，强迫人非给，那可不好。您就是坐那儿白听，也是捧场。”他一再强调观众是衣食父母，我们不找零、不凑数、不勒索。这一点，博得了观众的认可和肯定。

　　启明茶社的舞台上有一溜花灯，花灯上贴着红底白字的纸条，我二哥在纸条上写了演员的名字。花灯一挂，演员是很有压力的，他的压力打哪儿来？每天下午两点开场——天热的话就三四点，冬天就一两点，直到晚上十点，要一直说。如果你只会十段八段，根本不够，尤其是在观众“起满坐满”的时候（所有座位都满了，后边还站着很多人），你得有把握让观众留下；像我们这些小孩一上台，观众没准就走了。

　　小孩说相声

　　当时，我不喜欢相声，属于“误入”，到部队以后才算真正喜欢。学这行太苦了，王长友打赵振铎，那真是一板子一棍子“科”出来的，我见过赵振铎流泪。

　　我曾跟谭伯儒先生学弹弦，能弹个西河，弹个单弦。每天，我们这些小孩都得早去，尤其是冬天或年节，十二点前吃完饭，然后赶到启明茶社擦桌子、扫舞台、擦汽灯，偶尔爬高擦玻璃。把后台都整理好，十二点多，演员陆续来了。如果赶上年节，十二点多就有观众，进来三两个，我们便开场——不能让他走了啊。

　　至于开场，有时候是苏文茂唱竹板书，有时候是王长友唱太平歌词（后来他就不怎么唱了），有时候是侯一尘唱西河大鼓。这一开场，到一点多能有三五十个观众，我们这些小孩得接上，说相声。等观众有一百多人了，就不让小孩上台了。

　　我跟长友大哥学了不少东西，好多小孩的“活”，都是他教我的，比如《大娶亲》《反七口》《倒插门》。这里头还有个笑话。我说：“师哥您给我说说这块活吧。”他说：“什么呀我就给你说说？宁给十锭金，不给一口‘春’，我把从头到尾带关键的地方都给你说了……你给我买个菜吧。”这是个包袱儿，敢情买个菜就行；我还真给他买，不是熘肉片就是辣子肉丁。我记得他爱喝酒，但是量不多，一喝酒他就脸红。

　　晚上，大家一般都是自己带饭，离得近一点的就是家里送。我们家住皮裤胡同，饭是（苏）文茂去取的。

　　挣钱分“份儿”

　　我在启明茶社学徒时，起初不拿钱，后来拿“零钱”，也就是分账剩下的零子儿，给我们这些小孩分。第三步是拿“一角儿”，也就是别人拿十块我拿两块五，这叫“一角儿”。再往后，拿“半个份儿”——别人拿十块我拿五块。然后从“半个份儿”涨到“七厘”，从“七厘”涨到“一个份儿”，等我拿“一个份儿”了，启明茶社也就奄奄一息了。

　　什么是“份儿”？比如我们的收入是一百块，跟前台二八下账，前台拿二十块，还剩下八十块。老板有半个“老板份儿”，这归我父亲，他是管理者；剩下的再平均分，一人“一个份儿”。小孩拿钱，拿“一角儿”“半个份儿”还是“七厘”，都是大家来评议的。

　　只要这个人来了，不管他上几回台，就拿“一个份儿”。说老实话，一天能演多少个段子？十几个段子。假如今天你打算使个《菜单子》，结果昨天有人使《菜单子》了，今天就不能使了。因为这个，挤对得我们非得学，即便多使活不多拿钱，大家都铆足了劲儿使，这里面有一种荣誉感。

　　分“份儿”一般都在晚上，“二道杵门子”之后。什么叫“二道杵门子”？就是说完了、要完钱了，再找大家要一回钱：我们要的是下一段的钱，您要是愿意听就掏钱，您要是不愿意听就可以走了。虽然有三三两两的观众离开，但也有进门的。这样，先把钱要下来，然后到后面分。此时，有的观众会“点活”，叫谁谁谁演一个，“点活”通常得加钱。

　　启明茶社先是“零打钱”，到后来变成“卖牌儿”。什么是“卖牌儿”？在手指头大的竹牌上打启明茶社的钢印，这就叫“牌儿”，放在茶社门口卖。比方说你一块钱可以买两个牌儿或四个牌儿，等要钱的时候，把牌儿放到篮子里。“卖牌儿”主要是为方便观众。

　　文明相声

　　对相声的发展，我父亲是有功劳的，他净化了相声，使这个平民化的东西更有品位，让文人墨客也能“洗耳恭听”。

　　当时，启明茶社要求净化语言，于俊波给我们这些小孩捧哏时，口头语里带脏字，下台时我父亲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像《搞交情》，我很早就会，因为内容不文明，就不演了。这个段子还是长友大哥教给我的，他说你可以不演，但不能不会。

　　正因为启明茶社推广文明相声，在社会上的影响比较大。“庙小净接大神仙”，观众的档次比较高，不仅仅局限于平民百姓。因为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比较近，一些学生和教授都来听。像前清的遗老遗少、民国的达官显贵、搞商业和金融的有钱人，也经常来。京剧界常来的有侯喜瑞、金少山，言菊朋这一家子就不用说了。言先生离世后，言夫人还带小朋、少朋、兴朋来过。“四大名旦”里荀慧生来的次数最多，他的车我们都认识，金色的。再有一些名画家也常来，比如于非闇。影视界的白光、石挥、欧阳莎菲、袁美云、高占非、谢添、李景波，著名滑稽演员关宏达、韩兰根、殷秀岑，都到过启明茶社。1945年抗战胜利后，启明茶社的座位由一百多个扩充到三百多个，“压压插插”能装下四百多人。

　　李翰祥是大导演，1947年他在国立北平艺专上学，经常到启明茶社“沾光”听相声。人家管他要钱，他就歪嘴——后面去，我没钱，我是穷学生。人家也就不要了。长友大哥说的《偷论》，后来他写了一百集。

　　心里有观众

　　我二哥当时尚年轻，受长友大哥的影响，爱上了养蛐蛐。我父亲在后台对他说：“你把怀里的蛐蛐掏出来！”“没有。”“什么没有！我都听见叫了，让观众听见，这算什么？”

　　因为启明茶社心里有观众，自然得到观众的拥护和支持，生意蒸蒸日上。有时候临近春节了，演到夜里一点都不行，观众不走。我们在台上说：“您回去拜年吧。”台下的观众说：“我们就在这儿过年了！”

　　为了让演出更丰富些，像长友大哥这样的中坚力量，想了很多点子。当时还没有“群口相声”这种表演形式，最多也就三个人同台，我们创造了一个《四四数来宝》，王长友、我二哥、我三哥和我四个人说。

　　还有《福寿全》，现场“放焰口”，黄鹤来会这些。黄鹤来是一个没落子弟，家里很有钱，他的学识很不错，写得一笔好字，画画也好。我父亲招他来启明茶社抄本子，抄来抄去，他真喜欢上了——得，我也干这个吧。每逢年节，黄鹤来就请假去当老道，白云观有六天庙会，他会吹管子。

　　渐渐地，我们这些小孩都成长起来了，老一辈就慢慢退居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