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日报

　　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绿釉鸱吻。

　　以上图片均为马强提供

　　位于银川市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以特殊的方式见证着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历史，浓缩了文化、艺术、宗教等多方面信息，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壮丽篇章。

　　西夏陵是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文化遗存。1972年至1977年间，考古人员第一次对西夏陵进行系统调查和科学发掘，证实了《嘉靖宁夏新志》所载西夏陵处于贺兰山之东。西夏陵的确认和发掘，推动了西夏考古的发展。

　　西夏陵的整体朝向为南向偏东，西北傍高山，东眺兴庆府与黄河，背山面水、地势高敞开阔，各座陵的空间轴线都与贺兰山的某个山峦顶峰相关，借山势衬托出陵墓建筑的恢弘气势。西夏陵的选址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的特点，选择西靠贺兰山的洪积扇高地，利用了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陵区内有32处防洪工程遗址，是伴随西夏陵不断拓展的过程持续建造的。防洪墙主要以石块堆砌，内填黄土，一般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区域建造。排洪沟直接于地面向下开挖而成，有效避免和减少了山洪对陵区相关设施的冲刷破坏。

　　西夏陵的构成分为地面和地下两部分。地下部分为墓道及墓室，所有的墓室均已遭毁灭性破坏，目前仅6号陵的地下部分经过考古发掘。地面部分基本呈中轴线对称分布，有三面或四面围合而成的陵城。陵城南侧为月城，与陵城平面呈倒“凸”字形。陵城内设有献殿、墓道、墓室、陵塔等，月城南侧中轴线两侧有碑亭、阙台等。在陵城和月城之外，有4个角台，成为界定每座陵园范围的标志物。

　　西夏陵的布局结构和陵寝制度，从选址理念、陵园布局、建筑形制、建筑材料等方面，继承了唐宋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比如，西夏陵结构单纯，无下宫、后陵等；增设月城，将神道变短，缩入月城之中，石像生在神道两侧呈多列排放；角台、中心台等建筑在其他时期帝陵中未见等。

　　碑亭在西夏陵的布局已制度化。每座陵一般为两座或三座碑亭，有的大型陪葬墓也有碑亭。在西夏陵多座碑亭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碑石残块，包括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的石碑并存，显示出党项族和汉族文化在西夏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残存碑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补充了历史文献的不足。通过碑文可以了解到西夏的君主世系、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西夏陵出土的建筑构件有陶、瓷、琉璃、石构件，造型粗犷豪放，诸如鸱吻、套兽、迦陵频伽、摩羯、海狮、鸽子、宝瓶等脊饰，板瓦、筒瓦、瓦当、滴水等屋面建材，砖、柱础等地面建材，集中展现了西夏取材中原地区建材形制、材质基础上所作的创新，其工艺水平可与中原相媲美。其中的琉璃构件烧造水平高超，色泽光亮如新。最典型的是6号陵南门出土的绿釉鸱吻（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高152厘米，是国内已知最大的琉璃鸱吻构件，展现了琉璃烧造工艺在西夏地区的传播，也体现了西夏建筑体量的宏大雄伟。

　　出土于各陵园碑亭的力士驮碑石座现有11件。这些力士碑座的造型基本一致，座身正面的力士像屈膝跪坐，脸颊丰满，双目如铃，双眉粗长，眉梢上翘，塌鼻短粗，唇角斜出獠牙。这些碑座不同于中原文化常见的龟砆座，以力士形象驮碑展现出威严的气势，充满力量感，是西夏人融合唐宋佛教石刻艺术的风格创造出来的。

　　陵区出土的钱币、丝绸、珠饰、金银饰等随葬品，见证了西夏时期活跃的商贸交流活动，揭示出西夏在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中的跨区域交流活动的枢纽特征。党项族原来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后来亦从事农业生产，又逐步学习接受各种手工业行当，并吸纳汉族工匠参与制作。西夏制瓷业发达，种类繁杂、器形多样，不仅深受北宋定窑系、磁州窑系和耀州窑系的影响，还受到党项民族生活习俗、游牧传统的影响，是研究西夏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西夏陵出土的白瓷板瓦和槽型瓦，虽然用法不明，但经过科学检测分析，其工艺与同时期的灵武窑白瓷接近。

　　西夏陵为业已消失的西夏文明提供了特殊的见证，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支撑，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