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

　　近日，媒体披露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ofJustice，以下简称DOJ）正在对谷歌与聊天机器人公司Character.AI的技术交易行为展开调查，以考察其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此消息一出，立刻在反垄断圈引发了一番热议。

其实，近年来对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的调查和诉讼，一直是DOJ的重点工作。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末期，DOJ就联合11个州的检察长，对谷歌在搜索引擎和搜索广告市场中的垄断行为提起诉讼。在拜登执政期间，DOJ的反垄断部门又在“谷歌宿敌”乔纳森·坎特（JonathanKanter）的领导下，对谷歌公司展开了全面的反垄断调查，并提起了新的起诉。就在不久前，DOJ刚刚在一项对谷歌的反垄断诉讼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导致谷歌面临被拆分的风险。

Character.AI的兴衰

相比这些“大动作”，对一次技术交易的审查似乎显得微不足道。那么，这个调查为何会引起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个案件不仅“奇葩”，而且在巨头纷纷竞逐AI赛道的当下，极具代表性。

Character.AI是欧美“红极一时”的AI初创公司，于2021年11月在加州门洛帕克成立，带有浓厚的谷歌“基因”。其创始人——诺姆·沙泽尔（NoamShazeer）和丹尼尔·德·弗雷塔斯（DanielDeFreitas）——都曾是谷歌AI团队骨干，沙泽尔是《注意力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德·弗雷塔斯主导了谷歌早期AI对话系统Meena（后更名为LaMDA）的开发。除创始人外，公司早期员工中也有不少来自谷歌。有趣的是，谷歌并未参与Character.AI早期投资或A轮融资。

Character.AI自成立起便确立了“个性化超级智能”的“小”目标，专注通过AI技术为用户提供沉浸式、情感化的对话体验。2022年9月，公司推出网页版产品，让用户能根据个人偏好创建独特个性、背景和对话风格的AI角色，角色可基于虚构人物、历史人物、名人或完全原创。产品吸引了极客关注，但当时AI聊天机器人仍是小众领域，尚未“破圈”。

2022年11月30日，OpenAI的ChatGPT横空出世，引发“生成式AI革命”。用户被ChatGPT展示的人机交流能力所震撼，意识到AI聊天机器人可完成更多工作。Character.AI也因此迅速受益：2022年12月，网页访问量仅1800万，到2023年3月激增至5亿，增长约27倍。

面对AI行业的狂热红利，许多企业效仿OpenAI，卷入算力和大模型的竞争。Character.AI的创始人则坚守个性化AI定位，未参与这场豪赌。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随着Meta、谷歌等巨头涌入，基础模型赛道很快过度拥挤，初创公司接连破产，而Character.AI则幸免于难。

2023年5月，Character.AI在iOS和安卓同步发布App，首周下载量超过170万，登上娱乐类榜单前列。到2023年底，月活用户突破2000万，全球AI聊天机器人市场份额达15.8%，仅次于ChatGPT的60.2%。更值得注意的是，Character.AI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2小时，单轮对话时间25-45分钟；而ChatGPT用户日均使用时长15-20分钟，单轮对话仅7分27秒。显然，娱乐化和角色扮演体验对用户极具吸引力。

在取得巨大成功后，Character.AI继续扩展产品。2024年6月，公司推出语音通话功能，让用户可像打电话一样直接与AI人物对话，吸引数百万用户和数千万次浏览。紧接着又推出A－vatarFX视频生成模型，允许将静态图像转化为动画化AI聊天对象，使AI角色从“只闻其声”变成“可见其人”，更多用户因此爱上这款应用。

然而，产品的火爆并不意味着财务无忧。AI行业普遍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Character.AI也难以例外。尽管A轮融资筹得1.5亿美元，仍难抵业务高速扩张的资金消耗。2024年8月，谷歌向Character.AI注入27亿美元，帮助其缓解财务压力并补偿早期员工。作为交换，Character.AI向谷歌提供其大型语言模型技术的非独家许可，允许谷歌在自家产品和服务中使用。

更引人注目的是协议中的“人才流动”条款：创始人沙泽尔、德·弗雷塔斯以及部分研究团队成员重新加入谷歌，进入谷歌的 DeepMind研究团队。Character.AI则由原总法律顾问多米尼克·佩雷拉出任临时CEO，负责公司日常运营。谷歌虽声称合作仅涉及“一小部分”员工，Character.AI仍将独立运营，不向谷歌管理层汇报，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实际上是一场变相的并购。

失去核心创始团队后，Character.AI的技术储备和管理能力迅速衰退。用户纷纷反馈AI角色的对话质量和剧情推进质量明显下降。Reddit社区的一项调查显示，42%的受访者对Character.AI表示“非常不满意”。技术事故（如宕机、掉线等）和伦理风险也频频出现。最引发社会震动的是2024年10月，一名14岁男孩与Character.AI的虚拟角色——《权力的游戏》中的丹妮莉丝——产生情感纠缠后自杀。其母亲因此起诉Character.AI，指控其缺乏安全措施并存在“成瘾性设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为挽救颓势，Character.AI迅速发起新一轮融资，并公开招聘企业高管，试图自救。然而，缺少创始人的引领和灵魂支撑，这家一度风头无两的初创企业，已难再现往日的辉煌。

“人才交流型并购”为何存在？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谷歌不直接收购Character.AI，而非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搞出“挖人”这种看似闹剧的操作？毕竟，在谷歌与Character.AI达成人才交流协议时，Character.AI的估值也不过区区25亿美元，谷歌出资27亿美元，完全够买下它。如果是这样，谷歌还能顺手拿下一款拥有上千万用户、上亿日活的AI产品，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谷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回避并购所需的反垄断审查。众所周知，在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企业若要进行并购，反垄断审查是难以绕过的一道关口。只要并购达到相关标准，企业就必须向监管部门提交申请，只有在监管确认并购不会损害市场竞争之后，申请才能获批。

在早些年，一些巨头企业会打一些擦边球，对那些规模较小、估值不高但成长迅速的初创企业进行并购，以此获取它们的产品、关键技术和核心团队。由于此类并购涉案金额通常不大，经常达不到触发审查的门槛；即使达到了，监管部门往往会认为这些企业规模太小，不会实质性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因而选择放行。于是，这种并购模式便成为互联网巨头扩展势力、打击潜在对手的常用套路。比如，脸书就曾在Instagram尚未壮大之时，抢先将其收入囊中，从而一举消灭了这个潜在的重大竞争对手。

然而，随着监管逐渐收紧，这种并购方式开始成为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相关审查愈加严格，巨头们想再通过这种方式来稳固势力，已不再那么容易。这就迫使它们转而探索更隐秘的并购手段。

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微软与OpenAI之间的投资合作关系。微软不仅向OpenAI投入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还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正是这些财力和物力，让OpenAI有了训练包括GPT在内的大模型的能力。作为回报，OpenAI向微软出让了49%的股份、未来部分利润的分红，以及技术的优先使用权。很明显，微软事实上获取了OpenAI最先进的技术，并且借助自身的云技术优势，甚至把这种技术优势发挥到超越OpenAI本身的地步。但从形式上看，这一切却难以被指责。毕竟，微软既没有直接收购OpenAI，也没有因此获得控股权或控制其发展方向的能力，甚至在合作条款中，也没有限制OpenAI向第三方提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并购审查显然难以抓住其把柄。事实上，早在去年，欧盟就曾对微软和Ope－nAI之间的合作进行过调查，但最终因合作不属于并购审查范畴而不了了之。连反垄断监管最严的欧盟都奈何不得，其他地区的反垄断监管可想而知。

不过，微软和OpenAI的模式太过成功，已经引起了各国监管机构的高度重视。比如，欧盟虽然认定这次合作不属于并购审查，但紧接着又启动了对OpenAI选择微软Azure云作为独家云服务商是否合法的调查。可见，在监管机构的穷追猛打之下，即使是这种看似严密的模式也很可能被挑出毛病。而一旦有案例作为突破口，监管部门就能迅速仿效，并出台全新的监管方案。后来的企业再想利用这种漏洞来避开监管，就难上加难。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巨头们又调整思路，转而采用所谓的“人才交流并购”（Acquihire）。近年来，这种模式下的典型案例有两个。第一个是微软对In－flection的“收购”：2024年3月，微软突然雇佣了AI初创公司Inflection的几乎所有员工。尽管Inflection依然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第二个就是本文提到的谷歌与Char－acter.AI的“人才交流”。

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和微软对OpenAI的合作关系非常相似：向目标企业注入资金，但不获取股份或控股权，只获取其关键资源。然而，谷歌在操作上显然更为精细。协议中明确：Character.AI将独立经营，谷歌不会干预；还特别说明Character.AI无需把产品仅提供给谷歌。这样一来，条款不仅不会触发并购审查，甚至连从独家条款的角度挑刺都不太容易。

此外，有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既然巨头们可以拿出巨额资金收购这些初创企业，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些钱用于内部研发呢？毕竟，巨头们本身技术能力就很强——事实上，OpenAI和Charac－ter.AI的核心团队都来自这些巨头。用自己的人才和雄厚资金搞研发，岂不是更光明正大？

答案很简单：巨头们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虽然它们看似拥有初创企业难以企及的资源和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优势很难转化为真正的创新能力。

众所周知，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容易染上“大公司病”。各职能部门分工日趋僵化，缺乏推陈出新的动力，跨部门合作变得十分困难，这些都削弱了它们的创新活力。

如果企业是上市公司，财务公开也成了额外的障碍。毕竟，新技术的研发往往耗时漫长、投入巨大，而能否实现盈利又存在极大不确定性。高额的研发投入会让财报难看，为了安抚股东和董事会的情绪，企业往往只能控制研发投入在“安全”范围内。

此外，创新往往伴随不确定性，新产品可能有很多缺陷，而大企业往往难以承担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拿谷歌来说，德·弗雷塔斯主导研发的LaMDA在性能上并不逊色于最初版的ChatG－PT，但因为在测试阶段被传出“可能觉醒了自我意识、危害人类”的说法，引发社会质疑，最终被谷歌雪藏。后来，谷歌在Gemini发布会上出现一个小小的错误，就让其市值一夜蒸发上千亿美元。这些都表明，创新的瑕疵对巨头而言，代价过于沉重。

如果将这些创新交给初创企业来做，问题就迎刃而解。初创企业规模小、组织灵活，创新动力更足，研发效率远高于大公司；它们没有僵化的财务制度，创新投入可以非常高；它们的估值方式也与大企业不同，哪怕没有盈利模式，只要创新能力突出，估值就可以很高。这样，巨头把资金投入到这些初创企业，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创新效率，还可能获得可观的财务回报。更重要的是，初创企业更能承受创新过程中的负面新闻。比如，使用初版ChatGPT时，很多人发现它经常“胡说八道”，可人们只是当笑料，没人会像面对巨头产品那样苛责。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巨头们才更热衷于“收购”这些灵活的创新主体，而不是将资源全部投入到内部研发。无论是微软的特殊投资合作，还是谷歌的人才交流协议，实质上都是让“并购”在形式上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而已。

人才交流型并购的是与非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人才交流型并购模式呢？在我看来，对于这种并购模式，应当秉持客观、一分为二的态度。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种新型并购对于创新和竞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它可以为初创公司提供许多宝贵资源。正如在谷歌与Character.AI的案例中所见，初创公司在创业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资金困境。以AI领域为例：如今，AI公司开发模型、购置设备、支付算力费用，都需要耗费巨额成本；而与此同时，这些新创企业又普遍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导致常常入不敷出。在这样的压力下，即便是Character.AI这样拥有优秀产品的公司，也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猝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企业能通过所谓的人才交流或其他方式获得巨头的资助，至少能让公司和产品得以继续存活，避免倒闭的命运。不仅如此，相比成熟的大企业，初创公司在资源和用户触达方面都存在先天劣势。借助这种“人才交流”，这些公司也可以依托大企业的力量，让自己的产品获得更大影响力，这对于它们的长远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这种新型并购模式有助于促进资源整合和创新进步。正如前文所述，现实中，巨头企业虽然资源雄厚，但受制于“大公司病”等制度性障碍，创新活力往往受限；而初创企业更具冲劲和创意，更容易做出“爆款”新产品，但将创新做大做强又面临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人才交流，在客观上促成了优秀人才与雄厚资本的结合，对创新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和“扼杀式并购”（KillerAcquisition）不同，人才交流型并购只要“人”，不要“公司和产品”，因此排除了并购完成后产品被直接消灭或雪藏的风险。这样，它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扼杀式并购”对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

再次，这种模式也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退出渠道。对于不同的创业者来说，创业的目标各不相同。通俗而言，有些创业者是把企业当孩子养，目标是让企业做大做强；另一些创业者则把企业当“猪”养，希望企业做大后能在合适的价格下“卖掉”。对于前者来说，创业积极性不需要外部激励；但对于后者而言，退出机制是否顺畅、能否及时全身而退就显得格外重要。目前，创业者的退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上市后出售股份，另一种则是被其他企业收购。然而，要让公司上市，门槛和难度都极高；而若企业足够优秀，想通过被收购退出，又可能面临反垄断审查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人才交流”让核心团队“安全撤离”，也算是让创业者实现退出、让投资人获得回报的可行之道。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客观上，初创公司与巨头之间的“人才交流”确实能在某些方面带来竞争和创新的积极效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对竞争的潜在威胁也非常明显。

首先，它可能进一步巩固巨头在相关市场上的优势。仍以Character.AI案为例：原本，Character.AI的崛起有望对ChatGPT、Gemeni等产品形成一定的挑战与制衡，增加AI聊天机器人市场的竞争性。但在谷歌挖走沙泽尔、德·弗雷塔斯等骨干员工之后，谷歌可以用他们来强化Gemeni等产品；而Character.AI由于核心研发人员流失，创新步伐减缓。此消彼长，Character.AI对市场竞争的制约作用被削弱，谷歌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则会进一步巩固。

其次，它会打乱初创企业的研发节奏，进而可能抑制创新。这一点显而易见：在多数情况下，初创企业的创新能力都高度依赖于几个核心成员。一旦这些核心人员被抽离，企业的创新就会因缺少方向和引领而陷入混乱，带来的打击可能是巨大的。从Character.AI的例子可见，尽管骨干团队被挖走后，Char－acter.AI仍有一定研发能力，但速度已明显放缓。在市场竞争中，创新的滞后往往意味着失去优势。对初创企业而言，这种损害尤为致命。

再次，这也会严重打击初创企业的士气，对其经营造成重大干扰。从Character.AI的情况看，在两位创始人离开后，公司短期内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临危受命的佩雷拉竭尽全力、力挽狂澜，但他的努力在短时间内难以见效。这无疑对Character.AI的竞争力造成了严重冲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虽然在客观层面，人才交流型并购确实能带来一些正面影响，但其对市场竞争和创新的威胁可能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应当慎重评估这种新型并购行为的影响，并适时制定新的监管框架。

如何规制人才交流型并购？

坦白地说，虽然DOJ已经对谷歌与Character.AI的“人才交流”行为展开了调查，但在现有法律和监管框架下，DOJ似乎很难找到明确的指控依据。因此，我认为，这次调查的结果可能只会在针对谷歌的更全面诉讼中，作为其中的一个起诉理由，而不太可能单独提起诉讼。

不过，在现有法律框架中找不到依据，显然不能成为对人才交流型并购“坐视不管”的理由。相反，监管机构应当及时更新相关规则，以应对这种新型行为带来的种种问题。在此过程中，以下几项工作值得关注：

首先，应该有针对性地完善反垄断监管框架。人才交流型并购的难点在于，这类交易通常不涉及完整公司收购或控制权变更，因而可能不触发传统合并控制法规。为了让这类交易有法可依，监管框架需作出相应调整。具体来说，首先要重新明确“控制权”的定义。例如，可以将核心团队和技术许可的转移视为事实上的控制权变更，从而将“关键人才和技术的组合转移”纳入需申报的交易范围。其次，应适当降低并购审查的门槛。当前，启动并购审查的门槛普遍较高，而“人才交流”涉及的交易金额通常并不大，导致很多交易无法触发并购审查。针对这一问题，应适当降低审查门槛，或特别针对人才交流型并购设置一个更低的门槛，让相关交易能够被纳入监管范围。再次，可以引入“竞争潜力”评估。传统合并审查主要关注营业额和市场份额，但初创公司——尤其是AI初创公司——往往在早期阶段因营业额低而被忽视。对此，监管机构应引入“竞争潜力”标准，评估目标公司在未来市场中的潜在影响力。最后，可以考虑纳入事后审查。鉴于人才交流型并购的竞争效应在事前往往难以判断，可借鉴意大利和瑞典的“召回”法规（call-inregulations），允许在交易完成后进行回顾性审查。如果发现交易产生了损害竞争的效果，监管机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其次，应将监管重心放在保护市场竞争和初创公司的独立性上。考虑到过度的人才交流可能严重削弱初创公司的创新能力，进而损害市场竞争，监管机构可以考虑对这类交易的规模和幅度施加一定限制。例如，强制目标公司保留一定比例的关键员工或技术专利，以确保其仍然能够作为独立竞争者存在。

同时，考虑到在现实中，人才交流并购往往是创业者退出的重要渠道，政府也应当探索鼓励IPO或其他退出机制。只有当初创公司有了更多可行的退出方式，它们才不会因退出需求而被迫接受不公平的“人才交流”。

第三，监管机构应建立跨交易的累计影响评估机制，审查单一公司在AI领域的多次人才和技术吸纳。现实中，很多大公司通过多轮交易吸纳不同初创企业的人才和技术，逐步扩展其市场力量。例如，微软在Inflection和OpenAI的交易中，可能共同增强其市场支配力。如果单独考察其中的一轮交易，负面影响可能并不显著；但如果将多轮交易综合考量，其累积效应可能会非常大。因此，监管机构应建立相应机制，将多轮交易合并起来进行审查，以评估其整体影响。

总的来说，人才交流型并购是竞争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监管部门必须辩证看待，既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益处，也要警惕其潜在危害。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监管机构应当及时更新监管策略，出台更具针对性的规则。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引导这类行为的规范化运作，确保它们真正发挥出促进创新、推动竞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