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著名文化学者祝勇“微观故宫系列”新作——《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和《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新近出版，以故宫美文知名的作家祝勇以独特的“微观史”视角，带领读者走进故宫的收藏宝库，解读千年前的艺术与人生密码。

继2024年热销的《故宫建筑之美》，两部新作以故宫珍藏的书画为切入点，展开跨越千年的文化探索。两本新作虽各自独立，却又巧妙交织：在寻找宋徽宗的故事里，画师张择端是个微不足道的配角；而在解密《清明上河图》时，宋徽宗又退居幕后，成为《清明上河图》流转过程中的背景。两条看似平行的叙事线索，最终编织出一幅完整的宋代文化图景。

解读一个皇帝的笔墨江山

宋徽宗赵佶，这位被后人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朝皇帝，是《在故宫寻找宋徽宗》的主角。通过解读故宫收藏的宋徽宗传世名作，祝勇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宋徽宗的创作充满了“包装”的动机。

他通过《雪江归棹图》来宣示天下归于一统（“棹”音同“赵”），通过《听琴图》来塑造自己的风雅文人形象，通过《文会图》来标榜朝廷人才云集的成就，又通过《瑞鹤图》《祥龙石图》来描绘祥瑞和顺的政治图景……山水、人物、花鸟，诸种绘画形式，都被他赋予了鲜明的政治隐喻功能，共同构建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也构建出理想化的王朝形象。在宋徽宗手里，绘画的纪实功能与隐喻功能达成了完美的统一。

书中，祝勇努力追求一种更自由的表达，侧重于对宋徽宗艺术世界的探寻——正是这种艺术与命运的交织，让宋徽宗成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在书中指出，宋徽宗的艺术生涯与他的命运起伏紧密相连：没有他好大喜功的性格、对祥瑞的痴迷，就不会有《瑞鹤图》《祥龙石图》这些旷世之作；没有他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就不会有那些精美的花鸟画；没有“北狩”的经历，也不会有他晚年凄美婉约的诗词。但这位54岁便客死他乡的帝王，最终未能用艺术挽救自己的王朝，他的幸与不幸，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也都成了他艺术世界的一部分。

破解《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无数秘密

《在故宫寻找宋徽宗》是对一位皇帝艺术世界的探寻，《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则是对一幅传世名画的深度解读。

世传以《清明上河图》为名的画卷有40余本，真本只有一卷，就是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祝勇试图通过本书破解这幅画卷背后隐藏着的无数谜团。画中的舟楫往来、商贩云集，究竟是盛世繁华，还是危机前兆……他带读者跟随张择端的笔触，深入汴京的大街小巷，深入这幅传世名画创作背后的故事，同时也为我们解读一座古代都市乃至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社会风貌。

祝勇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这幅画并非通常所认为的仅仅描绘“清明时节”，而是融合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象。祝勇通过对画卷细节的分析，结合古代中国的“循环时间观”，将《清明上河图》解读为一卷含纳了冬、春、夏三季的景象，并依此推断缺失的部分，当为秋景。作者认为：“《清明上河图》是一部含纳了春夏秋冬四时（古人不说‘四季’，只说‘四时’）的画卷，有如《诗经》里的《七月》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排布出人世间的沧桑与繁华。”“假若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卷首和（已消失的）卷尾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闭环，像一圈完整的年轮，让汴京城的春夏秋冬运转轮回，永无止境。”

关于此图的绘制时间，祝勇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学界通常认定它绘制于宋徽宗时期,但祝勇认为：《清明上河图》的风格与宋徽宗的喜好不符，作者更不大可能以它来进呈给皇帝，向他进谏。从绘画的风格与时代背景来看，它大概率是产生于宋神宗年代并进入内府，同时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把它赏赐给了对自己登上皇位有恩的向氏家族，从而由内府流入民间，这才开启了这幅旷世之作在人间的传奇旅程。

路艳霞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山东菏泽，1968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子课题“故宫文物南迁记忆再现与重构”负责人，中国人权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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