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安晚报

　　朱筠画像

　　在中国文化史上，清朝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是一件大事。这套丛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开始，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编纂的第一部书稿抄写完毕并装帧进呈。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故称《四库全书》，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全部结束，共抄写7部，历经二十年，前后有360余位高官、学者参与，3800余人参与誊写。共收录图书3462种、79338卷，文字量超过8亿！使一些濒临失传的文献得以保存，一些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也得到校正，对中国历代文献的保护起到了巨大作用。

　　那么，乾隆皇帝是怎么想起纂修《四库全书》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安徽学政朱筠。

从“神童”到进士

　　朱筠（1729-1781）的籍贯，现在有人说他是北京大兴人。实际上，他的祖籍是萧山（今属浙江省杭州市），侨居北京。他的出生地，则是他父亲出任知县时的陕西盩厔（今陕西西安市周至县）。兄弟四人中，朱筠排行老三，两个哥哥都是地方官，一个弟弟——朱珪（1731-1807），是个了得的人物，他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官至大学士，也是嘉庆皇帝的宠臣。朱筠的祖父曾官至中书舍人，如果从他祖父算起，朱筠就是“官三代”了。

　　由于上辈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人物，所以朱家对子弟读书非常重视。朱筠自幼就接受传统的教育。他7岁时，跟随父亲回到北京。13岁“通五经”，会写古文，与弟弟朱珪被时人称为“朱氏二神童”。朱筠天生口吃，说话不利索，可这并不影响他的智力。

　　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朱筠、朱珪兄弟同时参加应天乡试，双双中举。这一科的举人第一名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纪晓岚（1724-1805）。这一年，朱筠19岁，弟弟朱珪17岁。这三人当中，纪晓岚最大，24岁。在次年春举行的会试中，三人中年纪最小的朱珪以第六名（二甲第三名）的成绩考取进士，但朱筠和纪晓岚却双双落榜。

　　在乾隆十九年（1754）的会试中，朱筠与纪晓岚再次同场竞技，先是双双通过会试；四月二十六日举行殿试，纪晓岚取得二甲第四名的好成绩，朱筠名列二甲第十八名。

　　朱筠中进士之前，曾在刘统勋府中充当幕僚。刘统勋（1700-1773）就是刘墉（刘罗锅）的父亲。当时，刘统勋已经是刑部尚书、军机大臣。朱筠很受刘统勋的赏识，很多军国大事，刘统勋都主动与朱筠探讨、协商，刘统勋与朱筠俨然是师生或师徒关系。

　　朱筠考中进士，于乾隆十九年四月被选为庶吉士，五月即授官翰林院编修，这是很少见的，主要原因可能与他的“师傅”刘统勋有关。随后的几年，刘统勋已经是上书房总师傅、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了，但朱筠却与刘统勋毫无走动。

　　有一天，朱筠与刘统勋朝中相遇，刘统勋直言道：“莫不是你把老夫给忘了！”朱筠说：“没有公事，我不会登丞相门，以免有人背后议论，影响师傅形象。”对此，刘统勋更加赏识这个门生了。

安徽的“学政教授”

　　乾隆三十五年（1770），朱筠奉旨出任福建乡试考官。朱筠一直信奉幼年时期老师的教育，称：“不读线订书，无用也！”因此，对于后生学习，他特别讲究小学（文字、训诂），倡导实学，受到学子们的欢迎。

　　由于成绩突出，第二年，朱筠被调回京师，提拔为侍读学士，并担任日讲起居注官，负责记录皇帝每天的言行和活动。官阶虽然不高，只是正五品，但位置重要，只有皇帝信任的人才能出任此官，不仅要学问好，人品也要绝对一流。

　　当年秋天，朱筠被外放，出任安徽学政，掌管一省的文化教育，全称是“提督学政”。清朝的学政，不受地方总督、巡抚管，皇帝直接委派，具有钦差大臣的性质，可以与地方总督、巡抚会商各种军政大事。再比如生员犯罪，地方官没有处置权，必须将犯罪生员交给学政处理；生员见官可以不跪，只有见了学政，才行跪礼。

　　朱筠到安徽之后，继续推行他的“朱派”教育学术理念，重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广布学宫，倡导小学。他还特意走访婺源江永、汪绂故里，因为江永与汪绂都是著作等身但平生布衣。朱筠对这种潜心学问、不求功名的精神颇为欣赏，他要求地方官府将江永、汪绂的祭祀灵位迁进乡贤祠，并自己掏银子积极赞助工程实施。

　　同时，朱筠还亲自为地方生员授课。只因他一贯口吃，吱吱呐呐，生员们听得实在费劲。当一堂课结束时，学堂里往往只坐着一两名乘凉的老翁，生员早已跑光了。但即便这样，朱筠也从不生气，从不埋怨，圣人必有自知之明。

倡修《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朱筠向朝廷递交《购访遗书及校刻<永乐大典>意见折》。这个“历史性的折子”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时官修的，收录古代图书七八千种，22877卷，约3.7亿字。编纂人员最多时达3000多人。永乐元年（1403）动议，永乐六年（1408）抄写完毕。《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其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乾隆年间，翰林院里藏有《永乐大典》，但是，朱筠说该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俱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这一段话，是需要着重解读的，否则，现在的很多读者难明就里。

　　《永乐大典》是类书，“类书”是按照内容分类，将原书涉及的部分摘录出来，罗列排比，资料性很强，但所涉及到的文献，往往是不完整的。朱筠说《永乐大典》“分割诸书以从其类”，就是这个意思。《四库全书》是丛书，按照经史子集编排，每选择一部，都是完整的书。因此，为了完整保存古代文献，根据《永乐大典》涉及到的文献线索，辑复出完整古书，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

　　乾隆皇帝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颁旨开局辑校，设置“四库全书馆”，征集天下图书。这样，图书就出现了两大类，一类是《永乐大典》涉及到的；还有一类是征集到了、但《永乐大典》中没有涉及到的。乾隆皇帝的诏令是将这两种图书按照经史子集“四部”，编纂《四库全书》。从规划看，乾隆皇帝的初衷就是要超过明成祖的《永乐大典》。

　　接着，一个规模空前的编书机构成立，全国一流的官员、学者充任总裁，一批翰林、进士充任编校官，组建学说基础最扎实的班子。对捐书达到一定数量的，朝廷采取奖励、鼓励政策：捐书500种以上的，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套；100种以上的，赏赐《佩文韵府》一套；捐书百种以上的，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于书端。另外，还在书籍“提要”中注明采进人或捐书人姓名。

　　两千多名抄写人员，是公开招聘选定的。规定每人抄写1000字，超过的有奖；不足的要接受处罚——抄写更多的字数。

　　这部中国古代历史上内容最完备、最丰富的大型丛书，就是在这种严密组织和有效激励的前提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