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粮食对于民生、战争都至关重要，粮食的统筹与管理有时对交战双方的成败更起着主导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军粮的管理与统筹越来越被国民政府所重视，相关政策、制度相继出台与建立。本文以《抗战第三年度军政统计提要》《抗战第四年度军政统计提要》《抗战第五年度军政统计提要》为中心，通过介绍其中有关军粮的史料，一定程度上反映战时国民政府的军粮统筹和管理。

抗战初期，粮食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军粮的供应与平时差别不大，甚至在还一度出现过粮价低落的状态，所以当时的军粮问题并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充分重视。到了1940年，情况发生了转变。粮食问题的严重日趋凸显，供求变得较为紧张。1940年8月1日，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重庆国民政府治下的粮政开始了“大一统”时期。

1940年的上半年，在军政部的统计数据中，核定数为4182074大包，但已购数仅为902906大包，已购率仅为22%。1940年上半年的屯粮，大米、麦、面粉的已购情况基本相当。从购办种类与范围来看，购办米的战区与省府最多，其中以大米为主，在各战区中，仅有第九战区完成了核定的数量，由此多少可以看出第九战区长官薛岳的才干。

在全国粮食局以下，各省均设粮食管理局，各主要地区也设有工场进行军粮制品的筹备和加工。以1940年1月至6月的统计数据来看，每月的制造数量均是下降趋势，如下表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计数据中，1、2、3月仅统计三家工场，4、6月增加富顺、广元两处工场数据（5月份仅增加广元一处数据）。各地的粮食筹备在这一时期均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地方对于中央的粮食政策的贯彻往往只是浮于表面。相应的农政机构发展也不是十分健全，各机构之间并未形成协调有序的粮食统筹机制，这必然导致效率的低下。故而抗战期间的数据整理自然面临着一定的难度，加上日伪的破坏，数据的整理益形困难。

从军粮种类来看，1940年1月至6月间，大米、面粉与小麦每月的结存情况，如下表所示：

虽然从这张表可以看出，每月结存的军粮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本表格的数据来源均系驻陕军粮局（该分局首先成立，其他分局此时或尚未成立，或来不及统计）的统计数据，也不可忽视不同月份的农作物产量自然不同，总的来看，陕西省的军粮成绩还是不错的。

除了粮食初成品之外，抗战时期的军粮还包括各加工厂所制成的加工品，如干面包、饼干、大米、蒸米。国民政府有两所粮秣实验室，其中第一粮秣实验厂包括重庆、沅陵、凤县、富顺四家工场，第二粮秣实验厂包括广元、洛阳、上饶三家工场。在1941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中，第二粮秣实验厂的成品制造数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与其工场所处地理位置、时局的动荡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各类成品中，以干面包最为常见，在各工场中，重庆工场的制发数量也最为可观。结合两试验厂的数据来看，干面包的制发数量远大过其他种类制造之和：

国民政府对于各战区与省府的重视程度不同，在军粮经费的拨发上自然也会不同。1940年至1941年，各战区中，国民政府尤重第一战区，甚至比第三、四、五战区屯粮资金之和都多；各省府中，则尤重陕西、贵州、云南，在拨汇的八个省府中，陕西、贵州、云南占八省拨汇资金的78.3%。

1941年，各战区均有粮食局分驻，除此之外，还有四省一市有粮食局分驻，分别是陕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在各战区、省市的现品补给中，大米最多，面粉最少。以1941年9月统计的数据来看，上半年征购大米10826250大包，占征购总量的57%；征购小麦8100000大包，占征购总量的43%。在大米征购任务中，第六战区所征购的数量约占所有征购数的47%，其中四川与湖南两省占据第六战区征购数量的96%，加上江西省，这三省的征粮数量占据所有征粮数的66%，可见江西、四川、湖南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

在粮食配拨上，国民政府也有所侧重，由1942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可见，国民政府共配拨大米10865000大包，小麦7920000大包，从省份来看，其中配拨给湖南、四川、云南三省的大米超过一百万大包，配拨给河南、陕西两省的小麦超过两百万大包；从战区来看，配拨给第八战区的军粮最多，达到346万大包；从配拨种类来看，除了安徽和鄂北，其余地区均只配拨一种粮食种类，如下表所示：

国民政府的军粮经费，大体处于收支平衡的状态，但也会暴露出战时的诸多问题，如军粮经费经常会遇到紧急匮乏的状态。如1941年的12月，收入仅为11572.50元，而当月支出高达16141927.32元。国民政府在1940年上半年共拨出屯粮资金951万元，真正用于屯粮的费用仅占32%，此外，如袋皮就花费10%左右的经费。在1942上半年国民政府的军粮费预算中，包装材料费占到9.25%，而主要的主食代金，所分配的费用仅占到43.97%。

粮食是笨重物品，运输不便，由于战争的需要，军粮需要频频调动，所以对于军粮的调运也就显得尤为关键。抗战时期，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如汽车、火车等都极其缺乏，故而运输军粮大多数都要依靠人力。由1942年的数据来看，当时的军粮运输部队包括十三个运输兵大队、一个板车大队、两个手车大队、一个铁输车大队，其中贵州、山西、陕西各配属有两个大队。此时，军粮运输部队的车辆数为1390辆，分布在除了运输兵十三个大队以外的四个大队，仅有的300匹马均属于铁输车第一大队。以输力来看（这里的输力以公斤计），运输兵的十三个大队各队输力均为20250公斤，至于之外的四个大队，可以计算出一辆车的输力约为370公斤，一匹马的输力约为65公斤。此时的军粮运输大多仍以人力运输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军粮运输的难度。

1940年是民国粮政转折的一年，国民政府在全国粮食管理局下设置省县级管理机构，处理各地出现的一系列粮食问题，并在部分地区实行了粮饷划分。但国民政府内腐败现象严重，虚报、盗卖军粮事件时有发生，且偏僻的地区，军粮往往配送不到，有的地方还发生强行征购民粮的事件。但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民政府的筹措数量也不断地增加，也基本保障了军粮的供应，对于抗战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

不过，本文所依据的史料皆是军政部的统计资料，一方面不无缺漏，另一方面，今天看到的统计数据并非不可能是当时各级部门虚应故事的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各方面史料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