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论坛

【摘要】在城市化转型背景下，传统以功能主义为主导的生产性城市存在文化断裂、社群疏离与空间异化等问题。人文经济为功能城市向意义城市转型提供了契机，能够呼应“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内核。人文经济通过文化资本、情感经济和数字创意对城市意义的塑造，推动物质、社会和符号的空间协同，强调功能混合、自组织治理与虚实共生的文化生产，探索层积记忆、即时交互和未来想象的时空关联方式。不同类型的人文经济探索实践，说明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是建构意义城市的关键，需通过制度创新与多元协作，推动城市治理从效率优先转向人本导向的建构逻辑。

【关键词】功能城市 意义城市 人文经济 人民城市 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当下，城市发展正经历从效率优先到以人为本的转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发表的《“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深刻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因此，我们在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地方性被消解、工具理性导向的规划没有“人情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以人文经济为驱动的“意义城市”建构成为破解困境的关键——如何超越空间的物理功能，激活文化资本、情感联结与集体记忆的再生产，呼应“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内核？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空间的经济或物质属性，相对忽视意义生产过程中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本文以“人文经济”为视角，揭示其通过文化符号的传播、情感劳动的嵌入与数字媒介的交互重塑城市意义的过程。理论层面，通过整合空间生产理论与地方认同框架，突破功能与意义的对立；实践层面，尝试为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保育、社区治理与公共政策提供人文导向的参照，使城市化进程回归“人”的尺度。

从功能城市到意义城市

功能城市（Functional City）源于工业化时期对空间效率的要求，目的是通过工具理性实现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视域中，功能城市将城市简化为经济生产的空间，强调功能分区——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的分割，芝加哥学派在1925年根据此模式提出城市结构和地域结构学说，这样的功能分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肌理的同质化，消解了地方性，社会形成一种空间竞争生存的“生态秩序”。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资本逻辑将城市转化为抽象空间，削弱了社会与地方文化的联系。在中国语境下，新型城市化阶段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建设模式加剧城市空间问题，反映出效率导向与人文价值的矛盾。

意义城市（Meaningful City）指向一种以文化认同、情感联结与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系统，是地方性与主体性的再生产。相较于功能城市对物质性的看重，意义城市更关注“空间作为存在之场”，通过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培育、集体记忆的存续以及公共领域的协商实践，构建人地网络。当代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理论揭示了物质环境如何通过情感体验转化为意义载体，而美国社会学家哈维提出的“城市权利”则强调市民参与意义生产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城市更新中，开封市的历史街区通过“微更新”激活传统街巷的社区功能，体现出从功能空间向意义空间的转型尝试。

从功能城市到意义城市发展模式过程中，人文经济属于关键的驱动力。人文经济（Humanistic Economy）是以文化资本、情感劳动与创意产业为核心动力的新型价值生产模式。它区别于传统的工业经济，将文化符号、情感与知识纳入经济系统。文化资本通过遗产活化、非遗传承等途径转化为经济价值；情感劳动依托服务业与共享经济，将人际互动中的关怀、认同等情感资源商品化；创意产业通过意义消费构建城市空间的文化叙事。人文经济重塑城市经济的空间逻辑，通过“非物质生产”推动城市从增长机器转向意义共同体。当前，全球经济与世界文明正在遭遇不确定性问题带来的震荡，人文经济的提出有利于克服经济运行的野蛮性，建构更加公平、有效率、可持续的世界文明。

人文经济的城市意义生产机制

意义生产驱动。人文经济视角下的城市意义生产中，文化资本的转化起着基础性作用。城市通过梳理历史街区的空间肌理与集体记忆，将建筑、工业等遗产的保护升级为文化价值的再生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城市将老厂房改造为文创园区，在保留物质空间的同时，通过策展、工作坊等形式来激活场所精神。在城市空间中，街头摊贩、手工艺人在日常经营中的交易方式、技艺传承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非标准化知识体系，源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生产力酝酿出非正式知识生产，为城市注入在地性特征，使标准化城市空间保持活力与多样性。情感经济的嵌入影响着城市文化认同的构建强度。居民对街巷院落的情感依附是个人记忆的存储，通过节庆仪式、邻里互助等形式转化为集体文化资本。当社区更新触及承载共同记忆的空间时，其中的情感联结会激发居民参与共治协商，将空间改造过程转变为文化意义的再生产场域。在此过程中，个体情感体验通过社群互动升华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文化叙事，形成抵御空间同质化的动力；数字技术的介入重塑城市文化的表达与传播维度。虚拟空间通过三维建模，利用动态数据，将实体场所的历史层积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叙事，历史文化得以获得可视化载体。增强现实技术突破了时空界限，历史事件与当代生活产生跨时空对话，虚实交织的叙事模式利用用户生成内容（UGC）的生产，推动市民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共同生产者。数字平台的文化传播效应催化着地方性与全球性的融合，使城市意义生产系统保持动态演进。

空间实践路径。物质空间层面，人文经济的城市意义生产，通过功能混合实现文化激活。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混合型社区打破传统单一功能分区，整合居住、商业与文化基础设施，形成全新的人群交互场景，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通过咖啡馆、共享办公等“第三空间”的嵌入，为不同群体创造非正式交往的场域，赋予日常生活实践文化意义。除此之外，一些城市在历史建筑改造中，保留原有空间尺度与肌理，通过物质载体的延续维系场所精神的可感知性。社会空间的实践表现则为自组织网络的协同创新。居民基于共同文化诉求形成社群，借助数字工具建立分布式协作系统，在社区微更新中实现需求收集、方案共议与成果共享。以上治理模式突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使文化保育、空间营造等活动成为培育社区认同的社会过程。政府引导下的多方协作平台，将分散的民间自治转化为制度化的创新机制，形成文化治理结构。符号空间的建构，依托集体认知的持续再生产。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凯文·林奇提出的道路、边界、区域等城市意象要素，在数字传播中被赋予新的阐释维度——短视频平台中的地标“打卡”行为，实质是市民通过身体实践参与城市符号的再定义。算法推荐系统则将这些碎片化意象重组为具有传播力的文化叙事，使实体空间的特征通过虚拟投射获得认同效应、虚实交互的符号生产机制，最终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意义网络。

时空关联方式。历史层积的数字化重构了文化遗产的生产关系，为基于数字技术的地层考古提供了材料，通过建模等算法，将物质遗存转化为可被量化的历史。技术介入的本质是以新质生产力重塑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者得以突破传统文物保护的技术壁垒，参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修复，实现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革新。即时交互系统催生的空间实践，彰显人民主体性。感知网络捕获的访客行为数据构建出基于数字足迹的“身体政治”的分析框架，将规划文本演变为协商性空间生产，将访客的日常实践转化为空间决策的参考，使大众的具身经验成为空间生产的参考。未来想象颠覆文化生产结构。元宇宙等平台消解了专业设计话语的技术垄断。生产关系的变革，使访客从文化消费者跃迁为价值创造者，使主体性延伸到城市建成环境的价值分配环节。从层积记忆到即时交互、再到未来想象的时空关联方式，为理解“人民城市”理念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当数字足迹、文化创意与身体实践成为空间生产要素时，城市本质上已演变为人本主义导向的意义生产空间。

人文经济视域下的人民城市实践案例

按照类型学标准，我们可以考察三类城市在人文经济驱动下的人民城市建设实践和探索。这三类城市分别以历史文化遗产富集的苏州古城、新中国工业化背景下的工人社区、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深圳城中村为例。

苏州古城更新——园林文化与“苏式生活”品牌化。苏州古城更新作为人民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核心在于通过空间再生产实现历史城区功能重塑，并在地方再生产过程中形成可持续的城市治理模式。苏州通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实施空间功能置换，将古典园林纳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体系。本研究以苏州古城为典型案例，揭示其作为吴文化核心发源地的空间表征与文化地理特征。数据显示，苏州已形成具有国际意义的物质文化遗产集群：平江路与山塘街被认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街”，沧浪亭、狮子林等8处古典园林与大运河5个核心区段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构成典型的文化景观遗产体系。在遗产保护层级方面，苏州构建起完整的空间治理架构：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省级37处，市级123处，形成三级文物保护网络；另设254处建筑控制保护单元，凸显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理念。19家“中华老字号”构成特色商业空间，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苏绣、苏扇、玉雕等百余项非遗项目形成活态传承的空间网，历史文脉与当代实践在城市空间中持续互动。姑苏区市级文保单位形成复合型遗产空间，实施景观消费到日常实践的时空分异管理，日间作为旅游目的地，夜间则转化为社区戏曲展演空间，承担起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通过物质空间改造、社会关系重组和文化意义再构的互动，苏州古城实现从遗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型。创新性地构建出人本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将地方文化表现为制度设计，使城市更新从物理改造升维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为全球历史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案参照。

上海工人住宅遗产改造——城市空间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上海曹杨新村的更新实践，生动展现人民城市如何通过历史传承与创新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首个工人新村，这个始建于1951年的社区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空间见证。曹杨新村为环形放射状路网与职住一体化布局，是社会主义工人生活共同体的原型，通过百禧公园活化、环浜水系修复等工程，将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性空间转化为市民共享的生态文化廊道，实现工业遗产向人文地标的创造性转化。空间更新过程中，曹杨新村创新性运用“记忆层积”策略，构建起历史与现代对话的场景。既保留门楼红五星、工区晾衣架等物质记忆载体，又通过嵌入社区食堂、日托中心等现代设施，使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生活。2021年启动的成套改造工程，采用“一户一方案”的精细化协商模式，使980户居民在历史建筑保护框架内实现居住品质跃升，展现出人民城市建设中制度刚性与人本柔性的平衡艺术。曹杨新村的治理转型，体现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创新。在桂巷坊商业街改造中，83%的居民建议被纳入方案之中，传统粮油店与网红书店的共生格局延续了计划经济的空间记忆，激活社区经济新业态。政府引导、专家赋能、居民共治的“三线联动”模式，使空间更新成为培育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过程，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实践样本。

曹杨新村是上海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集体凝聚力的物质载体，承载着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集体记忆和场所精神。从工人新村的物质载体到人民城市的实践范本，曹杨新村的演变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价值转向。通过容积率转移、开发权交易等政策工具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通过专项资金与市场化运营构建可持续机制，“活着的工业遗产”在历史风貌保护与民生改善间保持动态平衡。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空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激发社区活力的生命体，生动诠释“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哲学。

深圳城中村改造——自发性经济的韧性与“深漂”群体身份认同构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城中村的空间实践有别于主流经济形态与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更新进程中，非正式空间并未完全被现代性规划所消解，反而展现出适应性的韧性生长机制。城中村内以家庭作坊、零工市场、微型商业为主的自发性就业体系，通过灵活的空间利用和差序化的劳务协作，构建起低门槛的谋生渠道，这类经济形态源于外来务工群体的生存需求，反映出城市治理对多元经济模式的包容。

在空间重构过程中，城中村的物质环境改造与原有社会生态形成互动。标准化公寓对“握手楼”的替代，虽提升了居住品质，却消弭了原有巷道经济的空间载体。值得注意的是，租户通过阳台种植、楼道储物等非正式空间再生产，延续着低成本生活，以微观空间构成对正规化改造的的补充和抵抗，维系着城市移民与城市系统的平衡。“深漂”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具有空间依附性和流动性特征，夜市摊点、同乡会所等非正式社交节点成为构建地方感的重要场域。当物理空间发生变迁时，虚拟社群能有效填补实体空间的缺失，形成基于地缘关系的身份联结。改造中保留了一些对于街头经济的尝试，客观上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认同的路径。以深圳为代表的城市空间治理，反映超大城市对多样化社会力量的重视。当前的城市更新超越单纯空间置换，自发性经济与正规体系的界面逐渐相互渗透——快递驿站与村口小店的业态融合、共享厨房对家庭作坊的功能替代，标志着城市移民正在创造新型的城市适应模式。

意义城市的建构反映城市发展模式的变革，突破了功能主义城市观中工具理性的桎梏，通过对价值的反思，催生出新型城市文明形态。空间生产从土地财政驱动下的交换价值，转向对日常生活使用价值的关注。该转向促使城市治理重新评估公共空间的文化承载力，将菜市场、街角公园等微观场所纳入“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考量，使城市品质的评判标准从经济效能转向人文温度。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需要突破单中心治理的路径，通过社区规划师制度、居民议事会等机制创新，形成行政力量、经济主体与社会组织的平衡，既要防止资本对地方性的吞噬，又要规避社区参与对专业性的消解，在空间资源配置中实现社区利益的最大化。随着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智慧城市系统通过数据画像识别居民文化需求，使公共服务供给从标准化配送转向精准化响应，区块链的技术赋能为历史街区保护等公共事务创设协商平台。但技术理性的扩张也在加剧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等伦理困境，要求城市治理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建立起技术应用的人文审查机制，确保数字工具服务于场所精神，而非消解场所精神。经济、人文和技术的交互重塑城市意义的生成机制，使人民城市的建构既非浪漫主义的怀旧，又非技术乌托邦的未来想象，而是在地实践与全球经验对话中形成的平衡体。

需要警惕的是，在人文经济驱动下的城市转型过程中，当文化符号被简化为可量产的消费标签、历史街区的“怀旧美学”沦为流量的景观道具、情感劳动异化为服务产业的绩效指标，可能会衍生出另一种空间剥削。标准化城市模板借助技术与市场不断侵蚀地方，而应激性的地方保护主义又可能陷入封闭、排他的困境。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重构地方的空间生产——避免被动接纳全球性、同质化的压力，不能固守文化原真性的想象，在培育文化资本时超越经济绩效的单一导向，保障社区主体在意义生产中的话语权，使街巷肌理中的集体记忆成为塑造城市新的空间文本。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导）

【注：本文系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课题“国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潜力区资源价值评估与全球对比”(项目编号：2021xjkk120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Burgess, E. W. The Growth of the C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 [M]. In R. E. Park, E. W. Burgess & R. D. Mcknezie(eds.), The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73-92.

③王长松：《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研究范式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2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