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兰风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为了梦想奋力一搏。在古代,科举考试就如同今日的高考,是学子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

　　古代科举考试的封卷制度始于唐代,完善于宋朝。宋太宗淳化年间,社会风气不佳,教育考试弊病丛生。监丞陈靖负责改革,推行“糊名考校”法,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全部糊住,待阅卷结束、成绩公布后再拆封。这一举措有效防止了考试舞弊行为,让科考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然而,即便有封卷制度,仍有不法考官通过辨认考生字迹来作弊。于是,宋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八年下令设誊录院,由书吏用朱笔誊抄科考试卷,考官依据誊抄副本评卷。清代科考,乡试和会试采取试卷誊录制度,而童试和殿试试卷,皆为考生亲笔,不用书手另行誊抄,考官直接阅读原卷。

　　鲜为人知的是,古代“高考”——科举中,同样存在“艺术生”的身影。他们凭借在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的专长,踏上独特的求仕之路。

　　早在北宋时期,宋徽宗赵佶便开创了“艺考”先河。1104年,宋徽宗设立画学,也就是如今的美术专业学校,并将绘画纳入科举,以此广纳天下画家。在当时,于“艺考”中崭露头角的书画家,会被录入翰林图画院,且官职配备完善。文学艺术类官员虽能身着红、紫色的高官服饰,却不能佩戴鱼袋(官员用以证明身份之物),独书画院官员获宋徽宗特许可以佩戴。官员上朝排列位次时,画院官员位列首位,书院官员次之,之后才是琴、棋、玉、百工等官员。据《画继·杂说》中记载:“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图画局和书艺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其他局工匠所领钱财称作食钱,而画院、书院官员所领为俸直,待遇明显更优。

　　宋徽宗主持的美术考试在京城汴梁举行,他将考试科目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还亲自命题,要求考生依据文人诗句作画,以展现诗句意境,考验其构思的巧妙与脱俗。诸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踏花归来马蹄香”等题目,都成为检验考生艺术创造力的试金石。

　　以“嫩绿枝头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这一题目为例,多数考生着力在花卉上描绘春色,画面万紫千红,虽栩栩如生,却未得宋徽宗认可。有一位考生则别出心裁,画远处绿荫环绕的楼亭,一位红衣美女凭栏而立,传达出闺中女子被春色所动之情。此画以一点红妆渲染诗句色彩,将色彩与人物情感融合,贴合诗句丰富意蕴,因而被宋徽宗赞为魁首。另一次,宋徽宗以“竹锁桥边卖酒家”为题,众多考生在画作中描绘酒店,搭配小桥、流水、竹林作为陪衬,却未能表现出“锁”字意境。唯独李唐独具匠心,画一弯清澈流水,一座小桥横跨水上,桥畔岸边的青翠竹林中,斜挑出一幅酒帘,迎风飘动。这幅画虽未直接画出酒家,却巧妙展现了酒家被竹林遮挡的“锁”字之意,被宋徽宗评为此次考试第一名,并录入图画院。

　　古代科举中,书法也是重要的考察内容,堪称科举考试的“加分项”。史载古代吏部以“身、言、书、判”择人,其中“书”即指书法。在科举中,要想高中,除了具备深厚的经史学识、出色的写作能力,还必须有相当的书法造诣。唐代的柳公权,是唐宪宗元和三年戊子科状元,其书法刚劲有力,自成一派；宋代的宋庠、文天祥,明代的杨慎、吴宽,清代的翁同龢、刘春霖等状元,他们的书法作品同样令人称绝。据史料记载,顺治皇帝喜爱欧阳询书法,顺治九年的邹忠倚、十五年的孙承恩,因用欧阳询字体书写考卷,被顺治皇帝看中选为状元；康熙皇帝则对王羲之书法情有独钟,康熙十八年的归允肃、二十一年的蔡升元、三十九年的汪绎,因模仿王羲之字体答卷,被康熙皇帝赏识成为状元。在康熙三十年殿试中,考官原定吴昺为第一名,戴有祺为第二名,然而康熙皇帝被戴有祺漂亮的书法所打动,朱笔一挥,将戴有祺定为状元,可见书法在科举中的重要性。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的状元赵秉忠的试卷,其上的字迹娟秀方正、光洁乌黑、如印刷体般工整严谨,从中可窥古代科举对书法的重视程度。

　　除了绘画、书法,唐代的制科考试(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中,也有选拔特长生的情况。国家根据特殊人才需求设置“制科”,若急需军事人才,便设“足安边科”；若需音乐特长人才,就设“才膺管乐科”。不过,制科考试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时间,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针对性。

　　古代考生进入考场,也需核实身份,他们的“准考证”叫“浮票”。由于古代科技落后,没有照片,只能用语言描述考生特征。比如“姓名:赖以尊”,以此来确认考生身份。古代考场条件艰苦,明清考场叫贡院,里面没有座位,只有成千上万个狭小的单间,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考生考几天就得在这逼仄的屋子里待几天,吃喝拉撒睡都在其中解决。晚上睡觉只能蜷缩着,个子高些的连腿都伸不开。考生进考场时,接受严格检查,不准夹带,进去后,单间立马关闭上锁,考生在里面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