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周天勇

笔者在 2025 年《学术月刊》第 5 期发表了 “渐进转轨数理经济学体系创新与中国实践” 一文，文章很长，20000 余字。为了通俗易懂和阅读方便，我在原文基础上加以扩展，分专栏在天勇谈经济公众号中转载，今天发出 “之八”。

我在大学曾经学习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定义，在中国渐进转轨经济中是有误的，可能需要重新确定。教科书和其他文献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解释，首先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进展、技术研发应用，还有生产工艺、设备等方面的创新；其次是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再次是组织创新，包括公司组织结构的优化等。实际上，这样的定义，在逻辑上是基于体制是市场经济和体制不变的假定。这与中国非竞争和非市场化领域中的低效率和财富抑制，以及体制改革会提高生产率的实际国情并不相符。

前面 “之五” 短文中讨论渐进转轨经济计算的两个基础模型，旨在从经济学理上找出分解改革全要素生产率的数理逻辑和方法。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不仅来源于现代经济学已有的定义，还来自以下两个方面：（1）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体制性剩余，提高要素投入的生产率。其内在机理是，在资源利用比例方面，改革促使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从体制性剩余的非竞争性领域向竞争性领域流动，而竞争性领域效率要比非竞争领域高，从而获得生产率提高的增加值。（2）前面已述的原来无价格土地房屋资源在体制上放开和允许市场交易，一旦交易发生，会产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渐进转轨经济的全部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市场化配置全要素生产率、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全要素生产率。

一些学者和管理者们以为，只要有政府计划管理和指导下的行政教育、知识积累、研发投入、专利发明和技术产品化等，就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际上，教育、研发和新产业等体制从计划行政向观念开放、包容失败、创新专注和向市场选择的方向改革，才能形成支撑创新人才培养、技术发明和新技术产业化的经济社会机制。因此，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高低，也取决于教育、科技以及企业等方面的计划行政体制是否向社会化和市场化方向转型。

从中国 1978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企业制度、人口迁移和市场配置等整体改革的力度较大时，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加快；而整体改革的力度边际递减时，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放慢。其机理在于企业组织得到优化、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得以深化以及竞争主体分布结构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在经济景气和增长速度较高时，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升；而在经济下行和增长速度放缓时，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则下降。其原因在于经济上行时，创新人才和技术装备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而经济下行时，出现闲置率上升和利用率下降的情况。

当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关。鲍莫尔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物质生产时代的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化生产，提高了生产率。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相比工业部门，服务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率水平较低。然而，随着工资上涨，劳动成本逐步增加，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从人均 GDP 水平、城市化率和农业就业比例，以及农村户籍人口分享工业化成果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从经济结构的变化看，服务业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从经济景气的角度分析，国内人口的老龄化、国际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都加大了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

从历史数据看，1978 - 2023 年，GDP 实际增长 9.02%，要素投入贡献经济增长 5.47%，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经济增长 3.1%，其中创新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经济增长 0.45%，改革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经济增长 2.65%，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85.48%。未来 10 年，要素投入自然增长 2% 左右，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贡献的增长率可能维持在 0.5% 左右，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贡献的增长率为 2.5% 左右。那么，总经济增长的 60% 将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总全要素生产率中的 83% 将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可以说，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就没有未来的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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