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合富永道）

来源：合富永道

作者：实习研究员何加宁

近年来，ESG在中国资本市场加速落地。监管强化信息披露要求，机构将其纳入投资流程，企业纷纷发布报告、设立专委会——ESG似乎走向主流。但一个悖论却愈发明显：ESG越受重视，越容易被异化为一场“格式合规游戏”。

企业学会了“如何披露被看见的部分”，评级机构追求打分统一，照搬国际模板。披露更完备，行为却未改变。这种“形式合规”正在削弱ESG的核心功能——风险识别与责任评价。

当前主流ESG模型多源于欧美，其设计前提是高度透明、制度成熟的市场结构，强调末端治理、碳足迹管理与社会多样性。但在中国，企业正处于工业化后段，广泛参与全球产业链中上游，面临的责任结构与风险类型截然不同。若将西方模型原样照搬，往往出现“高分低责”“形式合规”的错配。

这种“形式合规、行为空转”的异化现象，集中体现在ESG三大维度的评分错位上：

• 在环境维度（E），这一错配主要表现为过度关注碳排放、能耗等“自身体量”指标，忽略了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结构性责任。例如，部分下游品牌企业将高污染环节外包给上游制造商，却在评分中得高分，而真正承载治理压力的上游企业反而被视为高风险。更有甚者，一些企业已能熟练“操盘评分”，通过数据修饰与报告外包，报表好看，行为无改。

• 在社会维度（S），这一错配主要表现为评分指标倾向于公益捐赠、员工满意度等正向信息，缺乏对真实风险行为的穿透识别。上市公司作为公众投资标的，其信息欺诈、重大违规、侵权事件带来的社会风险远超“少做公益”的问题。但在现有体系中，这类行为往往因缺乏定量标准而被忽略。

• 在治理维度（G），这一错配主要表现为普遍以“是否设立独立董事”“是否成立ESG委员会”等结构设计作为合规判断，默认“制度存在＝治理有效”。但在实际运行中，若企业通过资金占用、逃税避责、信息不透明等方式规避外部约束，即便制度完备，也可能构成治理失效。而现有打分机制缺乏对这种“可被监管能力”的评估。

当ESG逐渐滑向结构打分、格式披露与咨询包装的组合叙事，其最初作为风险识别器与社会责任工具的使命正在被稀释。

为回归ESG的本质，我们亟需一种能够识别真实行为、反映本土制度特征、突出系统责任差异的新型评级体系。在此背景下，我们亟需一种不以“分数”论英雄、而是能够穿透结构、识别真实责任的新型ESG评级逻辑。济安金信提出的ESG-V体系，正是这一努力的重要尝试。

环境（E）：打破“排放账本”思维，重塑系统性环境责任

在济安金信ESG-V评级体系中，环境（E）维度的评估不再局限于企业自身的排放数据，而是以“系统责任”为起点，构建出一个涵盖产业链、生产结构、能源路径的综合评价框架。这一设计的核心，是突破以往仅看“排放账本”的静态思维，转向对企业在环境风险控制和绿色转型能力上的动态识别。

• 延伸至产业链的环保责任：不再为污染转移打高分

ESG-V强调，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不仅体现在自身操作的清洁程度，更在于其是否通过供应链管理引导整个产业链绿色化。该体系重点关注企业是否排除高污染合作方、是否设有绿色采购标准、是否在上下游合约中设立环保门槛。

这背后的核心理念在于：环境污染从不是孤立事件，它往往隐藏在复杂的生产关系之中。正如那句广为流传的口号所言——“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在绿色治理中同样成立——没有采购，就没有污染的诱因。如果终端企业持续从高排放、高污染企业采购原料，其自身即便“零排放”，也无法被视为负责任的市场参与者。

在传统ESG评分逻辑下，碳排放和能耗往往被限定在企业自身边界内，导致部分企业通过外包、委托加工等方式将污染“转移”出报表，在评分中反而获得高分；而那些位于产业链上游、承载环境代价并主动治理的企业，则常被贴上“高风险”标签。这种责任错配，导致绿色激励机制反向运行，失去了对全链条协同转型的引导能力。

这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尤为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36.5%，仍为全球关键的制造基地，尤其在资源密集型行业如采矿、能源、化工等领域承担上游角色。这意味着，上游企业直接承担环境治理压力，而下游企业则通过采购偏好间接塑造整个链条的污染模式。因此，ESG评级若不考虑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具体位置，就难以真实反映其环境责任，也无法实现科学、有效的环境约束机制。

ESG-V正是要在这一点上打破“评分公平性”的盲区。将供应链责任纳入考察，有助于构建更具系统意识的绿色约束机制。对于主导型企业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强的绿色议价权与品牌信任；而对于监管与投资者而言，则提供了识别“隐性污染”与责任转移的有效路径，推动产业链整体绿色转型。

• 聚焦结构性过程改造：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优化

ESG-V在环境维度的评价中，特别强调企业在生产流程与管理结构上的优化能力，核心在于其是否具备通过设计改进、工艺革新和循环再利用等方式，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生成的能力，而非仅凭环保投入总额进行加分。这一逻辑转向，是对传统“重结果、轻机制”评价方式的重要修正。

在多数主流ESG评分框架中，只要企业购置环保设备、聘请第三方治理服务，即可获得环境项的较高评分。然而这些手段多属于“末端治理”范畴——污染已然发生，只是改变了其呈现路径，或延缓了风险的最终暴露。这种合规型行为虽然满足了监管要求，却难以反映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主动性与内生动力。

相比之下，从源头优化生产结构，不仅能够有效降低长期治理成本与资源浪费，更能体现企业是否将环境责任内嵌于日常运营逻辑中，是否具备真正的结构性转型意愿。这种能力不仅是绿色转型中最稀缺的要素，也是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成长的前提基础。

这一评价思路，正逐步成为政策层面的共识导向。2024年4月，上交所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绿色技术应用情况，包括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环保科技研发投入等。企业是否采用绿色工艺、实施技术替代或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已成为判断其转型意愿与行动能力的重要信号。

• 科技情报支持机制： 让“绿色能力”可见、可证、可预判

为了提升对这些潜在能力的识别效率与专业性，济安金信在ESG-V体系中引入了科技情报支持机制，由旗下科技情报部定期编制《行业前沿科技导航报告》。该报告系统梳理不同行业的技术结构、发展路径与专利创新，涵盖绿色工艺、环保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应用等关键内容，帮助评级系统在技术层面形成前瞻性、可验证的判断依据。

在绿色转型日益成为企业长期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这一机制不仅提升了环境责任评价的专业深度，更使评级结果能够与企业的未来增长潜力建立起更紧密的关联。这意味着：环境评价不再是对企业“过去表现”的回顾性打分，而是对其“长期能力”的战略性识别。

社会（S）：从道德叙事回归制度责任，重建公众信任基石

在传统ESG评级体系中，社会（S）维度往往成为最形式化、最容易“公关化”的评分部分。捐赠金额、员工多样性、劳工披露等易量化的“正面信息”频繁成为打分依据，但企业真实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却常常被忽视。社会责任因此被误读为一种“形象修饰”，而非制度基础。

济安金信ESG-V体系对此提出了根本性重构思路：不以企业的“承诺”作为打分基础，而是以其“影响”作为评价核心。评分不取决于“说得有多好听”，而重在识别“做得是否稳健”。在这一体系中，S维度不被视为“道德加分项”，而是衡量企业是否能“负责任地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基本要求。

• 公众财富的托管者：信息欺诈不是瑕疵，是破坏性行为

尤其针对上市公司，ESG-V体系明确其承担的是“公众资产载体”的社会角色，强调其首要社会责任并非树立公益形象，而是保障信息真实性与经营行为的稳健性。虚假披露、操控报表、规避监管、隐瞒重大风险，这类看似“财务事件”的行为，在ESG-V视角下被界定为对社会信任系统的破坏性行为。

这一逻辑背后，是对资本市场制度性授权的回应——社会通过资本市场为企业赋能，企业则必须以诚实守信的行为回馈公众。这种社会责任并非抽象伦理，而是直接关系到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与市场公信力。

事实上，A股市场早已高度社会化。截至2024年10月底，中国A股投资者总户数已达3.65亿，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比超99%。这意味着，平均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持有A股账户。上市公司任何信息欺诈、治理失范或财务操纵行为，都可能引发系统性信任危机，其“社会影响”远超一个企业本身。

在这一背景下，ESG-V体系对S维度的重构，正是为了从“表面合规”中抽离出来，建立起面向社会信任、面向制度责任的风险识别逻辑。企业是否稳健、透明、公平，不只是股东关心的“内部议题”，更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

• 重建风险识别机制：依赖监管强度与数据体系，而非道德自律

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往往并非源于道德自觉，而是取决于“违规代价是否足够高”。当违法成本低于违规收益时，部分企业便倾向于在环保、劳工保障、公共安全等议题上做出短期化、算计型选择，陷入典型的“公地悲剧”。

为应对这一结构性难题，ESG-V体系引入了“警讯红旗”机制。该机制基于非结构化数据分析，通过人工智能工具实时监测企业涉及的监管处罚、司法判决、媒体报道与负面舆情等公开资料，动态更新其S维度得分。这种评价方式，不再依赖企业主动披露，而是通过第三方视角反向建立风险图谱，有效提升了责任识别的穿透力。

ESG-V在社会责任的识别上，摒弃依赖企业单方面披露的“自陈逻辑”，转而构建起以公开数据为基础的客观识别体系。其核心在于坚持“数据来源的可获得性、可信性、可追溯性”三项标准，确保信息输入的透明与可靠。济安金信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提取公司公告、监管通报、行业报告及权威媒体等公开渠道的内容，重点监测企业是否存在违规、违约或重大负面事件。一旦识别到风险信号，系统将自动进行评分调整，以反映其真实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与潜在风险。

通过这种方式，ESG-V有效打破了企业“报喜不报忧”的披露惯性，不再停留于“企业说了什么”，而是基于“企业做了什么”进行系统响应，推动社会责任评价从道德叙事转向可验证的事实识别，从而增强了评价体系对现实行为的约束力与解释力。

• 公益不是加分项：更关注结构性正外部性的长期创造

公益捐赠固然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但在ESG-V体系看来，这一行为不应被机械视为“加分项”，更不能成为掩盖核心社会风险的“遮羞布”。

尤其在上市公司层面，企业的每一笔支出，实质上都是对中小股东所托资金的再分配行为。如果公益捐赠脱离主业逻辑，缺乏透明披露与可持续规划，反而可能构成对投资者权益的侵蚀。

因此，ESG-V不以捐赠金额高低作为社会责任的主判断依据，更看重企业是否通过主营业务路径实现结构性社会价值的创造。例如，一些企业通过设立职业培训基地、推动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延伸、提升员工技能结构等方式，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我发展。这种“授人以渔”式的责任实践，不仅更具可持续性，也在企业发展逻辑中形成了良性闭环。

从本质上看，真正具有深度社会责任的企业，其责任行为应是融入业务流程、可被量化追溯、能够持续创造正外部性的系统性机制，而非脱离主业的“单次捐赠”行为。

督导（G）：从“公司治理”走向“外部督导机制”的系统评估

在ESG评级的三大维度中，Governance（G）常被简化为“公司治理”——即董事会结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然而，从更准确的语义和制度功能来看，Governance 的本质应理解为“外部治理”或“外部督导”机制，是一种嵌套于制度体系之中的外部约束逻辑。它强调的不是企业自我管理的意愿，而是企业企业是否具备在法律、金融监管、市场规则与社会监督等多重制度环境中稳定运行、接受约束、履行责任的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治理维度不再仅是企业“治理自己”，而是企业如何在制度网络中“接受治理”。

基于这一认识，济安金信ESG-V体系对G维度进行了根本性重构：不再评估治理结构是否完备，而是重点考察企业是否具备在制度环境中履行责任、维持信用的能力，而是重点评估企业在制度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与信用表现。例如，一家企业若存在偷税漏税、规避监管、向金融机构隐瞒偿债风险、压价转嫁产业链压力或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等行为，其破坏的不是单一合规环节，而是整个制度网络的稳定性。在ESG-V体系中，这些现象均被视作“外部关系治理失败”的典型表现，是G维度评价的重要风险信号。

• 税务合规：企业是否回应国家制度的基本信任

税收不仅是企业的法定义务，更是其参与社会契约的最基本方式。ESG-V体系特别强调税务行为所反映的制度信任度与合规精神，通过行业税负对比、税收占营收比、利润-税负联动性、税务披露完整性等多维指标，识别企业是否存在异常低税负、税负大幅波动、与行业均值长期偏离等现象。

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这一识别尤为重要。部分企业通过复杂安排将利润转移至母公司或海外主体，实现对国家税收体系的“制度套利”。ESG-V通过对税收行为进行实证比对，不仅揭示企业是否合理纳税，更反映其是否愿意在国家法律体系中长期稳定地履行责任。

• 财务稳健性与金融信用：信贷主导市场下的制度嵌入能力

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信贷为主导，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关系构成整个金融生态的重要支点。ESG-V在G维度中引入金融信用视角，从资产负债结构、融资结构、偿债能力、利息覆盖率、现金流稳定性等方面，综合评估企业是否存在潜在违约风险或资金链紧张情形。

此外，系统还结合行业周期与外部信用环境，对高杠杆率、高利息负担与资本结构错配等特征进行动态预警。这一机制弥补了传统治理评价中“制度完备即高分”的盲区，使评级体系能够识别那些治理结构齐全但隐藏重大财务风险的高风险主体。

• 股东保护与市场秩序：外部治理机制的核心试金石

企业治理的根本，不仅在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更在于其在资本市场中的表现是否透明、是否公平、是否能够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大股东通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方式侵蚀上市公司资源的情况屡见不鲜。对此，ESG-V体系建立了专门的交叉识别机制，结合“资本流向”、“重大交易”、“控制人异常行为”等多个维度的数据源，辅以非结构化公告内容分析与交易路径识别，系统刻画企业在外部治理关系中的真实行为特征。

近年来，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治理风险的重要关注点。2024年证监会通报的典型案例显示，全年共涉及金额接近200亿元，而在立案后归还的资金总额不足10亿元。对此，监管部门持续加大惩处力度，沪深交易所明确规定：一旦发现资金占用金额超过2亿元或占净资产30%以上，且未按期整改的，将触发强制退市机制。

这一系列监管动作说明，企业能否恪守对投资者的制度承诺、是否能在法治和规则之下透明运行，已成为治理维度评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ESG-V在这一维度中，通过整合企业税负数据、资金流异常、重大股权变更、关联交易等行为指标，建立起上市公司“制度内信誉”的行为图谱，为投资人提供更具前瞻性和辨识度的治理风险识别工具。

可以说，ESG-V体系通过对E、S、G三维度的重构，初步实现了责任识别的本土化落地。但若仅止步于识别行为，还难以在资本市场形成实质激励。这正是“V”（Value）维度提出的核心逻辑——如何将责任评价真正嵌入投资决策，实现ESG从披露工具到价值锚点的跃迁。

下一篇《独一无二的ESG-V评级（二）》将聚焦这一关键转折点：ESG如何不止于道德评价，而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价值锚点？我们将详解“V维度”的技术原理与市场机制，探讨责任与回报之间如何形成真正的投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