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继平

不知从何时起，“体育老师”居然也成了一个“梗”。譬如某人数学不行，或英语很差，就说是“体育老师教的”。把一些声名不佳的“黑锅”都甩给了“体育老师”，似有明显的专业歧视。在一般人眼里，似乎语数外的难度就高，而音体美就必定用脑简单。于是乎很多读书成绩不理想的，就改读艺术体育专业。有位朋友是大学艺术类老师，他经常接到学生家长诸如“我孩子读书不灵或不爱读书，想报考您这里”之类的请求，朋友很是愤然：你们孩子书读不进就来我这里，难道我们画画的智力都低人一等么？真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体育老师的莫名“躺枪”，其实与我们素来不重视体育有关。即使在今天，国人还依然保持着“重金牌，轻体育”的习惯。因为在中国教育体系里，以前是没有正规体育课的，所以一些西方人已经玩得很溜的运动，对我们来说却非常隔膜，据说当年清廷某高官出使英国，大受款待，一位英国皇族还亲自上场，表演了一局网球赛，以娱嘉宾，某官顶戴花翎端坐观赛，待皇族打完球大汗淋漓地跑过来问他观感如何时，某官戚然曰：好是好，就是太辛苦，何不雇个两人来打呢？

清华大学有一位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很可能就是我国大学里最早的“体育老师”。虽然他名字像老外，但实际却是生于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的中国人。马约翰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早在1914年就来到清华学校执教体育，开创了中国现代体育教学。那时学生有些还穿着长袍马褂，根本没有体育锻炼的习惯，甚至为了逃避体育课而躲起来，是马老师拿着本子一个个去说服动员，把学生赶到了操场上。马约翰教学很严格，他制定一套“体测指标”，如果不达标，学生将不予毕业，当年的吴宓、梁实秋，都曾因体测不过关而被“关”。然而，探索总难免有代价，清华才子潘光旦，就是在体育课上跳高不慎而摔断了腿，不过这事倒不能怪马约翰，主要是被庸医误诊而感染，最后不得不截去了右腿。

在我印象中，有很多“牛人”都和“体育老师”有关。如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就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国内的老师，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他身为校长，却亲自抓体育，强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学校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天下午“三点半”，张校长要求学生必须到操场放松锻炼，他所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的理念，即使放今天依然有先见之明。

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金石考古学家的马衡，是上海富商叶澄衷的快婿，年轻时锦衣玉食，常在叶家花园里以骑射为乐。后经兄长马裕藻介绍来到北京大学教书，起初蔡元培也不知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看他骑术不错，就请他兼上体育课，专授学生马术。其实马衡擅书法篆刻，精研经史金石之学，1922年他在北大成立的“考古研究室”，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考古学专门机构，其后随着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出版，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并被郭沫若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试想这样深邃博学的“体育老师”，人生能得几回遇？

香港中文大学创始人钱穆先生，是一位从未读过大学的大学老师，他从一名中学未毕业的乡村教师，成长为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同时代的史学家杨树达更是对钱穆推崇备至，称他为“并世史家能见其大者，当推此为第一人矣”！然而，钱穆之所以在学术上有如此成就，就是得一位“体育老师”之开悟。

钱穆在一本《师友杂忆》书中所记，他儿时在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学校念书，他说那时宿学硕儒多的是，所以学校里文史老师并不稀奇，稀奇的倒是教体育和唱歌的两位老师，开风气之先，乃一校一镇之众望所归。教体育的钱伯圭先生，曾留学日本，思想开明，某日牵着钱穆之手问道：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是。但伯圭师立马告曰：“此等书可不必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理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体育老师的这番话，当时如“巨雷轰顶”，使十龄童的钱穆“全心震撼”，从此钱穆数十年之用心，全在思考这一问题上，他晚年回忆说：“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说来也巧，我当年二十来岁拜访吴颐人老师，他正在上海县少体校任职，也是宽泛意义上的“体育老师”，三十年后，吴老师著作等身，成了书画印三绝之名家，又培育了女儿吴越，乃影视界当红之实力派明星。而在吴老师的门下，居然又有两位弟子也是“体育老师”，一位唐之鸣在上师大，一位陆曙光在北桥中学，但他们业余把书画篆刻都玩得很出色，又教出弟子一大片。看来“体育老师”成了一个“梗”，还真不是“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