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古文运动”和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在我国文化史上交相辉映、影响深远，为唐宋时期中华文化走向新的高峰作了重要的准备。这两场文化运动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何为文风之变、文风向何处变化具有历久弥新的启示意义。

中唐时期，以韩愈和柳宗元等为代表的文人发起“古文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骈文，倡导复兴秦汉时期的“古文”，引领了一股革新文风的潮流，把文风从骈文的局限中解放出来。骈文是萌芽于两汉、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及唐初的一种文体，其文体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文。因对仗的句式和优美的修辞，《洛神赋》《滕王阁序》等成为千古流芳的骈文典范。但随着部分贵族和文官群体过分讲求对仗的工整、声律的铿锵和辞藻的华艳，过度注重用类比、借喻、隐喻等手法来委婉地表达文义，导致骈文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极端，不但不能自由流畅地表达思想，反而演化为士族知识分子标榜自身地位和风度的一种阶层文化符号。

唐初，不受形式约束、通俗易懂的散文逐步被运用到奏疏等文体中，但仍然难以改变骈文一家独大的格局。到了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名士高举复古大旗，身先士卒地倡导以“古文”代替骈文，写质朴自由、言之有物的文章。韩愈以自成一格的文风作出示范，他的议论文和应用文思路明晰、条理分明、生动流畅、立论深邃、说服力强；他的文风不拘于一格，叙事方式丰富多元，有情真意切的《祭十二郎文》、说理精辟的《师说》，成为唐代政界和文坛新文风的旗帜和典范，带动了一大批追随者，进而把文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以文章作为表达政治改革主张的利器，反对释老并倡行儒家仁义之道，反对藩镇割据并导正君臣名分，反对歌颂风雅并主张关心民生疾苦，引领了中唐时期革除积弊、求真务实的清朗政风。

至晚唐五代，“古文运动”已渐趋式微，骈文再度开始回潮。至宋代伊始，文坛上重新弥漫华而不实的文风。以杨亿为首的一批文人创立了一种名为“西昆体”的新诗体，在内容上多描绘一些吟风弄月、流连光景的主题；思想华而不实，多脱离社会现实。其后，许多文人名士竞起反对“西昆体”，以石介为首的一部分文人推行一种名为“太学体”的新文体，但该文体用词晦涩生僻、用典繁复、述事不畅，在反对“西昆体”中走向了行文险怪奇涩的另一种极端。

在欧阳修等文人带领下，北宋文坛兴起了“诗文革新运动”。在这场媲美于唐朝“古文运动”的变革中，欧阳修对“西昆体”和“太学体”鲜明地表达了批判的态度，“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51岁的欧阳修被宋仁宗任命为知礼部贡举，担任全国贡举考试的总负责人。欧阳修希望能以贡举为风向标来痛改文体弊病，树立简明流畅、易诵易懂、经世致用的文风。在这年的科举考试中，绝大多数沿袭“太学体”的奇文、怪文都被判定为不合格。但有一篇文章脱颖而出，该文论证充分，语言流畅自然，全文仅有600多字，就把“以仁治国”的思想阐述得精要得当。欧阳修高度评价这篇文章文风让人耳目一新，认为“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但欧阳修担心这篇文章出自他的门生曾巩，为避嫌而故意把这篇文章判定为第二名。后来揭榜才知，那篇让欧阳修赞不绝口的文章是苏轼写的。

这一届贡举考试，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388人，中进士后进一步晋升至宰执高位的有9人，在《宋史》中留下传记的有24人。苏轼、苏辙、曾巩等日后成为驰名政界、文学界的名士大家，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成为理学名家，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曾布等成为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自从这次贡举考试以后，平实典要的文章成为主流。在文风转变的带动下，政风亦日趋清朗，朝野人才济济，名臣士大夫辈出，塑造了文化空前兴盛的“庆历、嘉祐之治”。

无论唐朝的“古文运动”还是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究其本质，都不是为了“标新”而“去旧”、为了“立异”而变革，而旨在重新确立思想之本、发展之道，实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例如韩愈领衔的“古文运动”，其宗旨在于重新确立儒家仁义之道的思想地位，因而韩愈鲜明地提出师古明道，他在《答李秀才书》中指出“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欧阳修直指两汉之后“轻道无师”“重利忘本”之风日盛，认为“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则学者不尊严，故自轻其道”，深忧不重视道统、不阐扬道义的学风文风难以为继，明确提出了文道兼具、以文明道的主张。他强调“学者必先明道”，“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他以两汉时期重视道统的典范为例，盛赞“汉之政理文章与其当时之事，后世莫及者，其所从来深矣”。主张以“知古明道”为第一要义，“为道必求知古”，才能在知古中明道，在明道中亲身践履，在实践基础上把道义阐发于文章之中，并将道义传承给后世。

因而文风的转变，不仅仅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是让偏离了的思想路线回归于正道，让“悬于半空”的学风政风向下扎根，让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道，实现文道相通、文理相合，达到成文发理、传道后世的作用。

好的文风不仅仅反映作者个人的道义所趋、志气所向，还集中彰显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范。韩愈反对泛泛空论的世风和文风，把“以实为要”的主张融贯到写作中，“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他主张写作应是“不平则鸣”的产物，“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和民本情怀，文章自然仅能流于“和平之音”和“欢愉之辞”，唯有真正关切民间疾苦，才能传达“愁思之声”和“穷苦之言”，发挥文章“不平则鸣”和“不平善鸣”的积极作用。

欧阳修同样长于以文抒志、针砭时弊，他在《原弊》中揭露了当时北宋民间“兼并之弊”“力役之弊”及“不量民力以为节”等社会弊端，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政治革新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在《与高司谏书》中，他抨击了那些尸位素餐、不谋其政的政客。在《伶官传序》中，他详论后唐庄宗如何从“忧劳兴国”到“逸豫亡身”的教训，以启示“满招损，谦受益”的治世之道。

唐宋群星璀璨、华章迭出的背后，映射着不同时期思想文化转变的文风政风脉动，蕴含着无数文人志士对治世理想的孜孜追求和对现实问题的反思追问，生动体现了“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的时代使命感和实干兴邦的唯实作风，闪耀着穿越时空、启智明心的永恒光芒。

（作者单位：福建社科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