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千龙网

1929年出生的石玉坤精神矍铄，见到记者，抬手就是一个标准而挺拔的军礼。

“不抗日，就只能甘当亡国奴！”提起抗战往事，老人思路清晰，用洪亮的声音娓娓道来。

目睹了家乡沦陷和日军暴行，少年石玉坤萌生了强烈的保家卫国的念头。在私塾老师和家人的影响下，年仅十几岁的他主动参加了八路军地方部队。

石玉坤所在的队伍建制是一个连，但实际上只有四五个班，人数要比标准的连队少很多，战友的年龄也参差不齐。“那时候兵源缺乏，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基本是年轻人，但地方部队中有不少已经五六十岁的战士。”石玉坤说。

抗战时期，中日部队的武器装备差距极大。一名普通的日本兵配备有三八式步枪、手雷、上百发弹药，穿的是统一的军服、皮鞋，还有行军背囊、军毯等。而八路军却经常面临缺衣少粮、武器不足的难题，有的战士甚至连枪都没有，只能拎着大刀长矛上战场。《大刀进行曲》里有句著名的歌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反映的除了打击侵略者的决心，还有艰苦的斗争现实。

“一开始我们只发了4颗手榴弹，别的什么都没有。”石玉坤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刻，“除了集体活动以外，其他和老百姓几乎没什么差别。有时得睡草铺、枕砖头。碰上敌人‘大扫荡’，我们好几天吃不上饭。”

根据地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官兵之间平等相待，军民情如鱼水。“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百岁老人依然可以清晰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回忆起在根据地的那些岁月，老人很激动：“生活上虽然苦了一点儿，但我在思想上非常充实，因为那是中国人的生活，和在敌占区不一样。”

从1939年夏开始，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其在山东的占领区，不断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据石玉坤回忆，那时每个季节，日军都会集中兵力进行“大扫荡”，清乡、抢劫、杀人……无恶不作。人民群众的“反扫荡”主要采取“坚壁清野”的方法：藏匿粮食、封堵水井，让敌人抢不到吃喝，只能徒劳而返。

此外，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等多种方式主动出击，不断有力地回击敌人。石玉坤所在队伍的主要工作是破袭斗争，即通过在马路上挖陷阱、剪电线等方式，使敌人的交通线、联络线瘫痪。“第一次参加任务的时候心里比较紧张，不知道敌人会不会出来。”石玉坤依旧记得当时紧张的心情。“土马路上挖个七八十厘米深的坑，汽车开进去就出不来了，所以敌人一般躲着不敢出来。”

面对窝在碉堡里的敌人，我军还有一套“文斗”战法。石玉坤回忆，半夜，大家用硬纸卷成纸筒向敌人喊话，告诉日军侵略是不对的、他们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被我军俘虏的日军，经过教育之后也参加了宣传战。“那些日本人也是穷苦人家出身，教育以后认识提高了，就劝降据点里的敌人，这种战法取得了很好效果。”

石玉坤于1943年8月入党。说到这里，石玉坤眼中闪烁着炯炯光芒。“指导员找我谈话，确定了入党意向，开会宣布接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由于处于特殊时期和环境，入党流程简化了，但对党员的要求没有降低。“我知道，党员必须带头，冲锋在前。”1943年8月，石玉坤因为工作表现好，被组织选拔到山东渤海军区教导营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并在那里成为正式党员。1944年8月，石玉坤回到沾化县大队二中队担任副排长、代理排长。

抗战胜利后，石玉坤继续参加了解放战争，在济南警备区担任过通信参谋。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西北地区支援水利建设。这么多年，石玉坤一直坚守初心，堪称党员理想信念坚定的“活教材”。

2022年，老人通过《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得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心中格外激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特别高兴。”当年9月26日，石玉坤主动向党组织交纳了一笔2000元的特殊党费。这笔饱含深情的党费，体现了一位走过烽火岁月的老党员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