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

2025年，有钱人在哪里？他们正在往哪里搬？

5月20日，亨利及合伙人（Henley & Partners）与全球数据公司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合作发布制作了《2025年世界富裕城市报告》（The World’s Wealthiest Cities in 2025）。

《福布斯》也援引报告内容，用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十亿级富豪的居住以及流向，刻画出城市的新分层——不仅揭示谁更富，也揭示谁还在造富。

今天咱们喝着白粥就着咸菜，来看看富人们的世界，以及探讨一下：

• 中国有哪些富人多的城市？

• 富人越多，城市就越好吗？

• 哪些城市，能成为下一个造富之地？

全球财富版图的

三大趋势

如果我们将全球城市看作一张财富的热力地图，会发现三条清晰的迁徙轨迹正在形成：美国的科技资本东移、亚洲的税收避风港崛起，以及中国局部城市的爆发式造富：

1，

旧金山湾区正在悄悄成为全球“新王者”，

超越纽约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份报告中，纽约仍稳居全球第一富有城市，坐拥38.45万位百万富翁、818位千万富豪、66位十亿级富豪，总财富超过3万亿美元。

旧金山湾区在百万富翁量级上有34.24万位，千万富翁756位，紧随纽约其后，但在十亿级别，则有82位，超越纽约。

但湾区全面超越纽约只是时间问题；

得益于硅谷科技飞轮的持续推动，AI创业潮和Nasdaq表现，硅谷展现出强劲的造富能力、过去十年百万富翁增长高达98%。之前有一位风险投资人Ruben D透露，英伟达76%的员工是百万富翁，有三分之一人的净资产甚至达2000万美元，足见科技致富的能量。

2，

高净值人群（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简称HNWIs）

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全球搬家”：

2024年有13.4万百万富翁人完成了跨国迁徙；而2025年预计将达到14.2万人，创历史新高。

新加坡无疑是一个大赢家：这个效果没有领土优势，但靠低税率、身份通道、优质教育和高安全指数，吸引了2023年全球最多的迁入富人（3,400人），有“亚洲新瑞士”的称号。

而伦敦和香港跌出“增长榜”：前者受到脱欧与税改打击，后者则因地缘政治与资本监管环境趋紧，流出富人不在少数；

有意思的是东京，这是一座“仍富但不再生长”的城市，百万富翁的数量依然高居第三，但过去十年百万富翁人数下滑5%，反映了其经济活力的滞后。

3，

过去十年百万富翁增长率最快的两个城市

都来自中国。

排名靠前固然重要，但增长速度更能说明一个城市是否仍在“造富”。

百万富翁增长率最快的城市TOP 5有：

1：深圳（+142%），是中国“硬科技+制造”飞轮驱动的典范，财富不仅多，还年轻、上升通道明确。

2：杭州（+108%），电商、平台经济、算法导向型创业造就了中国“第三财富极”。

3：迪拜（+102%），税收天堂、身份路径灵活、地缘中枢，成功将中东财富转化为国际资本驻地。

4：迈阿密（+94%），美国税收洼地，吸引大量纽约/湾区出走富人，形成拉美+美国财富融合区。

5：奥斯汀（+90%），美国新兴科技重镇，特斯拉、半导体企业聚集，成为新硅谷之一。

中国的五种“富人叙事”

在报告列出的百万富豪城市中，中国排名前五的城市矩阵集体亮相：

香港（第8）

北京（第12）

上海（第14）

深圳（第28）

杭州（第35）

香港：仍在塔尖，但风向早已转身

• 百万富翁：154,900

• 亿级富翁：346

• 十亿美元富豪：40

• 十年增长：3%

香港仍稳居全球第八富有城市，是亚洲少数保有超高净值人口密度的金融中心，也是亚洲老牌金融中心中少数能维持国际通道的城市。但从财富流动的角度来看，趋势正在发生变化：

一方面，富人仍然集中在这里；

另一方面，新入场的速度在放慢，资产迁移却在加速，尤其是一些年轻一代的家族，正在悄然将资产配置、创业投资、甚至下一代的教育搬往新加坡、迪拜与苏黎世。

你仍然能在中环找到世界上最昂贵的写字楼，也能在山顶看到老钱家族的灯火，但这个城市的角色似乎正慢慢转为“保管财富的仓库”。

北京：政治资源+知识资本的“权能型富人区”

• 百万富翁：114,300

• 亿级富翁：316

• 十亿美元富豪：38

• 十年增长：72%

北京的富人不容易被一眼看出。相比深圳的创投热，杭州的中产创业潮，这里的高净值人群更多与政策、学术与平台资源有关：有一些人来自中关村或科技园区的技术型企业，但更多的财富是在国家实验室、高校研发平台、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大型国企结构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你会发现，北京的富人中有许多是技术合伙人、政策企业家、科研型投资人，或是在国有背景中寻找改革路径的操盘手。他们的财富路径更稳定，当然也更依赖于体制内外的资源调度。

这种由“政+知”共同驱动的财富结构，是北京独有的风景。但也正因为资源高度集中，北京面临的问题是：财富结构较难外溢，区域创新扩散力相对有限。如果想让北京成为真正的全球“科技资本策源地”，还需在“可创业性”上下功夫。

上海：财富的旧金融与新科技的转换

• 百万富翁：110,500

• 亿级富翁：293

• 十亿美元富豪：35

• 十年增长：67%

上海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最具金融厚度的城市。从国企总部、跨国公司区域中心，到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这座城市聚集了一大批低调且稳健的高净值人群。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股正在上升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技术型创业者、AI独角兽、先进制造实验室，正在从张江、临港、长宁等地浮出水面。他们代表着上海的新一轮财富来源——不再仅仅是金融交易中的利润，而是来自系统创新、算法与工程能力之间的复杂组合。

一个新的上海正在崛起，正在完成代际财富转移。

深圳：全球增长最快的“造富工厂”

• 百万富翁：50,800

• 亿级富翁：156

• 十亿美元富豪：22

• 十年增长：+142%（全球第一）

深圳不是最有钱的城市，但毫无疑问，是造富能力最强的城市。这座城市的财富，主要来自产业链与技术体系之间的长期磨合。

在深圳，创业者往往带着前东家的技术积累与人脉资源，在三五年内快速组建新公司，并沿着硬件、算法或产业服务链持续外扩：

比如你会看到那些从华为、比亚迪、腾讯等公司“出走”的中层，带着技术、资源、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你会看到AI硬件、新材料、智能制造领域里的年轻创始人，用三年时间把公司从车库搬进科兴科学园；你还会看到科技公司“养大”的本地产业服务链（法务、HR、财税、物流），也造出了一批批的富人。

这里的富人，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一次又一次的创业试验逐步积累起来的。他们既懂得如何做产品，也懂得如何做组织、做股权、做融资，懂得如何从0到1再到N。

在福田和南山，很多早期基金、天使家办正在形成新一轮“结构性富人孵化器”。他们的财富，不止在银行账户里，也在对下一个项目、下一个人、下一个机会的持续下注中。

杭州：互联网创造型富人的“高密度实验室”

• 百万富翁：32,200

• 亿级富翁：104

• 十亿美元富豪：12

• 十年增长：+108%（全球第二）

杭州的财富故事，是“移动互联网黄金时代”的城市奇迹。

它始于阿里，但远不止阿里。

过去十年，从直播电商到内容创作，从SaaS平台到AI生成应用，杭州形成了一个稠密而自组织的创富生态。它的中产企业家大多年轻、懂流量、习惯反复试错。这里的富人，不喜欢“退出”，更习惯持续做事、滚动投入。

和其他城市相比，杭州更像是一个“财富生成密度”特别高的实验室。它的成功靠的不只是几家大公司，而是无数运营团队、增长咨询、创意中介与应用工具的合力。这种模式，可以复制，也容易迭代。

在这个城市，富人更像是一种“职业状态”：只要还在做产品、做内容、做连接，他们就还在这个生态里。

什么样的富人

才决定一个城市的未来？

百万富翁多，是城市繁荣的信号之一。

不少研究给出的结论是，

富豪越多，老百姓的绝对生活条件就越好。

这背后的逻辑是：

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富豪的财富会通过税收、捐赠和公共服务的形式再分配给社会，用于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教育医疗等。

此外，富豪的高消费也会推动高端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相关服务和产品市场的扩展，相关的市场需求会推动整个市场的升级，提高商品和服务的整体水平，普通民众也能因此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你可能会说，很多富人也没有给社会做多大贡献啊，上一波房产热造了那么多富人，但芯片依然还是没有造出来，现在留下的烂摊子也不少……

的确。所以在讨论富豪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 企业家型富翁：靠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突破、产业组织升级而积累财富；

• 寻租型富翁：通过资源垄断、权力勾结、制度套利获得财富。

这两种富人，对城市的影响截然不同。

企业家型亿万富翁，往往是一个城市最强的“财富发电机”。他们不只是自己富有，而是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升级。

美国诺奖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曾计算：企业家的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社会收益远高于个人收益。企业家本人往往只“拿走”不到2.2%的价值，其余都进入了消费者福利、社会创新与生产力提升。

深圳与杭州，就是这种企业家型富翁密集的代表。

一位做硬件的创业者，可能带动100家上下游供应链；一位电商创始人，不只是“开店”，而是推动了“物流+支付+农村+就业”一整套系统转型；

这些富人们们创造的不仅是“公司”，而是“生态”。

而拥有这种富翁越多的城市，越有生命力。

另一种富豪，则是在资源缝隙中获取收益。

他们依赖牌照、土地、批文、关系而非市场与创新。

根据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的研究，寻租型亿万富翁多集中在建筑、房地产、采矿等行业，这些行业通常涉及到对资源的控制，而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来实现价值。

夏尔马的著作，中文翻译成：国家兴衰，好富翁与坏富翁

夏尔马的研究还发现，寻租型亿万富翁比例较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往往较慢。一个例子是：2010年印度寻租型亿万富翁控制的财富占该国GDP的12%，而中国仅为1%。

此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中国。

寻租型的富翁越多，城市越会出现以下症状：资源高度集中，社会阶层固化；中产机会减少，创新乏力；高房价、高门槛、低透明，导致“生意不好做”。

当然，未来趋势是，靠寻租的亿万富翁的比例将越来越少。

因为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市场透明度的提高，寻租行为一定会越来越困难。未来的企业会越来越依赖创新来保持竞争力，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也会迫使企业不断创新——

寻租仍然会存在，但寻租的企业的利润会降低，也不会赢得大部分人的尊重。

根据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城市判断模型：

不是“富人多”，就等于“有希望”，而是富人的来源结构、创富密度，以及再投资意愿，才决定一座城市的真正价值。

当这三项都高时，城市才是真正的“富有”。

全球富人的“成长基地”

如果说十年前，我们追问的是：

哪个城市能吸引最多富人？

于是我们在城市空间上学习曼哈顿、在科创生态上追赶硅谷、在身份制度上模仿新加坡。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追问：

哪个城市能持续孕育、留住并服务企业家型富人？

如何让高净值人群主动“押注”我们的城市？

如何让企业家富人在这里拥有“创造+兑现+再投”的完整周期？

如何让中国的城市，不只是富人居住地，而是全球富人的“成长基地”？

未来城市，不是看楼多高，而是看能不能不断生成值得尊敬的富人。

再次祝福看到这里的朋友都是百万以上级的富翁！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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