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战略思维，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持续用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应对好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要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

□荣凌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视为一生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在红军长征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避敌锋芒、二渡赤水成功歼敌、三渡赤水巧妙调敌、四渡赤水迅速甩敌，最终在5月9日顺利渡过金沙江，成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前后历时3个多月，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曲折的军事行动，是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四川作为四渡赤水的重要战场，中央红军四进三出四川，足迹遍布古蔺、叙永、珙县、兴文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印记和丰富宝贵的红色资源。今年正值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胜利90周年，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挖掘其历史价值，有利于将四渡赤水淬炼出的战略智慧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磅礴动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历史智慧和力量。

　　四渡赤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走向成熟的开端，这也是四渡赤水胜利的关键。从长征伊始到湘江战役，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央红军军事指挥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人数从8.6万余人锐减至3.7万余人。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失去军内职务后，重新回到党和军队领导层，为四渡赤水的胜利以及危难时刻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四渡赤水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通过“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会议，愈加巩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后又进入新“三人团”，军事才能得到不断施展。邓小平曾回忆说，长征中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次又一次关键时刻调整战略部署、作出正确决定，中国革命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中央领导集体，是党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重要保障。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才有权威，党才有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四川发展，关切四川人民，多次来川视察，为四川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领航指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四渡赤水启示我们要增强核心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打造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不论走到哪里，都用真情和行动构建着鱼水情深、生死与共的军民关系。中央红军所到之处，时刻注重维护群众利益，打击土豪劣绅恶霸，老百姓深刻认识到红军是为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谋幸福、谋解放的。一渡赤水进驻叙永县石厢子后，中央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将没收到的土豪劣绅的粮食财物分给贫困老百姓；二渡赤水来到二郎滩时，得知当地百姓过着“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的苦难日子，打开黔军侯之担的“德谦裕”盐号，将盐巴分给了老百姓。古蔺、叙永等地还一直传颂着“两张纸条”“三个铜板”“营盘山上橘子红”“萝卜坑中放铜圆”等红色故事，红军秋毫无犯、爱护民众、维护群众利益的良好风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地老百姓纷纷腾出自家房屋、宅院给红军住宿，贡献船只、门板、楼梯与红军一起搭建浮桥，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抬担架，为革命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四渡赤水期间四川共有2000余名群众参军，安置、收纳红军伤病员200余名，为革命牺牲1000余人。

　　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四渡赤水启示我们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把群众的关切事作为紧要事，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四渡赤水的决策过程始终贯穿着系统思维，四渡赤水不是预先就设想好的，但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好似环环相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渡赤水是避开强敌的被动选择，后面三次渡过赤水河则是整体战役的通盘考量，看似眼花缭乱，实则进行了整体部署，充分隐蔽战略意图，诱使敌军屡屡作出错误判断。三渡赤水时中央红军化被动为主动，故意摆出西进态势，有计划地调动敌人，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直插云南创造战机。毛泽东始终坚持战略思维，统筹考虑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等多重因素，特别是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时，不仅着眼打鼓新场，还着眼整个黔北、川南甚至云南；不仅考虑黔军的兵力，还考虑中央军、滇军、川军的动向，周密权衡下提出放弃攻打的主张，并说服领导层作出正确决策，避免了重大损失。正是跳出局部看整体，系统考虑战场各要素，才对全局态势进行了精准预判。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战略思维，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四渡赤水启示我们要坚持系统观念，培养战略眼光，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清醒，坚定战略自信，进一步胸怀“国之大者”，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在“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把服务国家发展全局的“大写意”，一笔一笔精雕细琢为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无时不在面临问题、解决问题。一渡赤水前土城青杠坡战斗，由于情报失误，再加上敌军武器装备优良，红军损失惨重。这次惨痛教训让红军清晰地认识到摸清敌情、地情、军情的重要性，做到心中有数。随后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就土城战斗失败深入总结教训，客观分析中央红军当前的实力和处境，以及国民党各军阀间的矛盾，阐明今后红军进军方向和战略目标。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结合黔军较弱的现实状况，决定挥师东向，再占遵义，在5天内连续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背后是以情报为基础，以保存红军有生力量、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为导向，知己知彼，一切从实际出发作出正确军事指挥决策的战略部署。

　　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当前，四川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与挑战，城乡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四川的高质量发展进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四渡赤水启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今四川最大的省情的实际，持续用力解决制约四川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培育新动能、更新旧动能上寻求快速突破，推动形成各有优势、各具特色、相互促进的区域发展格局，在解决问题中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把握时势，创造机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赢得战略主动是四渡赤水最突出的特点。面对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3万多红军坚持“走”和“打”相结合的军事辩证法，开展大规模运动战，根据敌情之变，制定战术之变，以变制变，出奇制胜。1935年2月，《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发布，指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这6个“有时”，正是敌变我变、机动灵活的最好体现。刘伯承在回忆四渡赤水时称：“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以变应变、主动求变，才能牢牢把握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主动权。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要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四渡赤水启示我们要紧抓历史机遇，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善于化危为机，开拓进取，开辟新局。进一步充分发挥科教大省的良好基础和有力优势，努力破解产业体系不优、市场机制不活、协调发展不足、开放程度不深等问题，深入推进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走出一条把握时代大势、符合发展规律、体现四川特色、服务国家全局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