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CMF

袁海霞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

张  堃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张瀚文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5月6日中诚信研究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10924字

阅读时间：32分钟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国乃至全球发起密集的关税制裁，引发各国资本市场波动和全球经贸体系的调整重构。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曾发起过多轮围绕特定国家和行业展开的贸易战，当前的贸易摩擦背景、国情特征、贸易制裁手段和诉求与过往有何异同？贸易战对美国产业和经济影响是否能达到政策预期？对我国来说，哪些行业受美国关税制裁和转口限制的影响最大？对我国出口和经济的影响如何？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对比美国过往发起的贸易战，系统梳理此轮中美关税博弈的逻辑，并对当下形势和行业经济影响进行研判和测算，以此给我国应对全球政治变局提供解决思路。

一、此轮中美贸易战与过往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有何异同？

美国历史上共发起过七轮贸易战，除了1930年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主要是农业）而实施的一次大规模关税措施外，过去的几轮贸易战均围绕特定国家和行业展开。如1963年因美国工业化养殖的廉价鸡肉冲击欧洲市场而爆发的欧美关税战，80年代围绕加拿大软木、欧洲意面、日本汽车和半导体展开的贸易战，2002年为保护本土钢铁产业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等。而关税制裁的实施效果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制裁往往引发对手国反制并反噬本土产业，甚至加剧了美国自身的经济萧条。如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引发全球报复性关税，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恶化；2002年美国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后，钢铁价格上涨对汽车、家电等下游行业成本端施压，导致当年因钢铁关税流失了约20万个工作岗位。

（一）此轮贸易战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与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相似性

在美国发起的七次贸易战中，与本轮贸易战目的最为相似的是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和2018年中美贸易战。本轮贸易战本质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延续和升级，2025年特朗普上任以来，除对特定行业如钢铝和汽车征收的关税外，已连续对华加征三轮关税，包括基于芬太尼问题的20%关税和125%的对等关税，截至目前，根据PIIE和纽约时报的测算，美国对华加权平均进口关税为134.7%，部分商品领域如注射器针头、锂离子电池的关税水平甚至达到245%和173%。而在美国对华关税制裁加码、对其他国家对等关税搁置90天的背景下，美国进口的平均税率已达到14.5%，为19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即便发起时间相差近40年，但贸易战的背景、手段和效果仍存在一定的相似特征：

一是贸易战时期的日本和中国在经济体量和产业竞争力方面都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经济体量方面，日本和中国都是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均已达到美国70%以上；贸易结构方面，日本出口构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了更精密、更先进的资本品，20世纪80年代，日本凭借汽车、半导体等产业迅速崛起，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而我国在新能源汽车、5G通信设备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引发美国对高端制造业主导权削弱的担忧；贸易逆差方面，1980年代的日本和当前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贡献都一度接近50%。

二是美国将301调查作为维护本土产业利益的主要贸易手段，其“自由贸易等同于公平贸易”的所谓“对等主义”政策逻辑从广场协议后沿用至今。“301条款”最早于1974年颁布，即《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并在1979年到1988年间进行了3次修订，添加了“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这些条款被认为是美国对其竞争对手在贸易领域进行打压和报复的依据。1985年美国依据301调查对日本半导体、汽车等领域发起调查，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并开放市场，广场协议公布的次日里根总统宣布新贸易政策，将自由贸易等同于公平贸易，奉行所谓“对等主义”，要求外国提供与美国相同或对等的条件，否则美国政府会通过单边制裁或报复手段迫使外国政府达成符合美国诉求的协议，与2018年特朗普对华实施三轮301清单，并在第二任期对全球范围内实行“对等关税”的贸易政策出发点一致。

三是贸易战虽减少与对手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于产业和经济结构的长期问题，美国贸易逆差并未缩减而是转移至其他国家。美国发起贸易战后，短期来看日本和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都出现了明显下滑，但贸易逆差的规模长期由本国的产业优势和经济结构决定，美国对商品领域整体的贸易逆差长期仍处于持续扩张趋势。1980年美国对日本发动多领域贸易制裁和经济制裁后，美国贸易逆差曾于90年代初期小幅收窄，但随后逆差主要来源由日本逐渐转移至中国；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 2018年Q3到2024年Q3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下降到1.0%，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逆差则从2.2%增长到3.0%。长期来看，贸易战虽阻碍了来自外部的进口冲击，但本土产业未能在短期弥合贸易缺口，美国商品领域的贸易逆差不减反增，产业和经济结构才是决定贸易结构的根本问题，公平贸易并非自由贸易。

（二）日美贸易战和中美贸易战在制裁手段、反制措施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其一，日美和中美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的地位差异，使得美国贸易制裁的出发点和覆盖范围有所不同。从全球制造业的出口份额的迁移看,1980年全球制造业出口主要由美国、德国、日本主导，三者分别占全球制造业出口份额的13.0%、14.8%和11.2%，日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来自日本在半导体等先进制造领域对美国的竞争优势造成了冲击，因此围绕301调查的行业覆盖领域相对较少，主要是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行业，如纺织品、钢铁、汽车、和半导体行业等；而202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出口份额超过20%，近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滑至2024年的10 %的历史低点，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的出口优势远超于美国，这使得美国发起贸易战更多从自身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出发，贸易政策更加奉行“美国优先”，关税矛头也逐渐由中国延伸至全球。

其二，考虑到日美的盟友属性和产业技术优势，美国对日本以贸易制裁辅以经济干预为主，而对华技术封锁呈现出更彻底的“脱钩”特征，二者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不同。由于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等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具备领先优势，美国对日本采取“合作性遏制”的策略，一方面要求日本在关键技术领域对美开放并进行技术合作共享；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领域对日本实施更为严格的政策干预，包括汇率干预并强制市场自由化，要求日本加大公共投资和对美国产品的政府采购以改善经济结构，在此背景下，日本被迫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追加公共投资刺激内需，但公共投资没有适应日本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仍然偏向生产型投资，并没有将重点转移到促进民间消费增长、补充民间消费不足的生活型投资上，大量财政投入推动的公共投资失效，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宽松进一步引发地产和经济泡沫，给日本经济造成了长久的损伤。相较之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对华无法实施强硬的经济手段，但技术封锁呈现更彻底的“脱钩”态势，一方面，自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实施以来，美国通过“实体清单”制裁、芯片供应链切断、投资限制等手段系统性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试图阻断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上升路径；另一方面，美国进一步胁迫盟国对中国实行“脱钩断链”， 包括采取“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战略建立生产方联盟共同排斥中国，今年4月以来美国以“关税豁免”为筹码，胁迫墨西哥、越南、德国等盟友限制对华经贸合作。从经济影响看，近年来我国通过重构外贸朋友圈抵消了对美出口的冲击，我国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不减反增，我国贸易和经济相对更具韧性。

其三，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全产业链优势使得中国在面对美国贸易制裁时，有了更多的底气和反制手段。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以妥协为主来缓解对美的贸易压力，包括与美国签署了20多项行业性自限协议，涵盖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甚至将调整经常收支不均衡设定为中长期的政策目标，1990年日本政府提出综合扩大进口三年计划，其中包括实施产品进口促进税制、废除1004种工业产品关税、大幅增加政策性资金扩大进口，以此缓解对美贸易逆差压力；相比之下，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我国建立了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的完整产业体系，能够快速响应全球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和变化[3]，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也使得我国面对贸易制裁时有反制的底气，两轮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制裁中，我国均采取了对等的反制措施，且相较于2018年贸易战的反制措施，2025年以来中国实施反制措施的决心更强、反制工具更充足。

二、预估新一轮贸易战对我国行业和经济的冲击

 “对等关税”政策表面以平衡贸易逆差为名，实则延续了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中“极限施压换取结构性让步”的霸权逻辑，4月以来美国对华的关税制裁以及我国反制措施均来到白热化阶段，但美国关税政策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美国采取“边打边谈”的贸易谈判策略，意图胁迫其他国家对华进行制裁。后续来看，中美关税博弈首先冲击的是外贸企业，哪些行业直接受到美国关税制裁的影响？若转口贸易受阻，哪些行业将受到明显的冲击？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美谈判的演绎情形进行推演，综合测算新一轮贸易战对我国出口和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一）关税制裁和原产地规则下的行业影响 

哪些行业受美国关税影响较大？我们以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金额大于20亿美元且对美出口份额大于25%为标准，综合来看，我国在纺织品、玩具车等轻工制品和部分电子产品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其中，假发等纺织毛发品、节日娱乐用品的对美出口份额仍大于50%。但对美出口份额高不代表美国关税制裁的影响更大，需综合考量该行业有多大程度上依赖外需，进一步地，我们将这些商品的对美出口份额乘以对应行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大致估算美国加征关税对行业生产的影响，在这些商品领域中，家用电器、家具和零件、烟草制品虽然对美出口依赖度较高，但其仍以内销为主，烟草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份额仅为0.7%，关税的实际影响相对较小，对等关税的影响重点集中在纺织、文娱用品等这些依赖美国市场且行业毛利较低的轻工业领域。

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我国通过对非美国家的出口有效的抵消了对美出口的下行。以2019-2024年对各国出口份额均值相较于2013-2018年均值为参考，近五年来我国对越南出口份额提升1.4%，位居首位，其次为墨西哥、印度、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而对日本和美国的出口份额分别下滑1.24%和0.83%。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对东南亚、拉美等地投资建厂间接拉动设备、零部件等中间品的出口；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份额明显抬升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墨西哥、泰国等地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大幅抬升，企业纷纷通过中转国进行转口贸易来规避高额关税、替代对美直接出口。4月美国宣布 “对等关税”计划细节，除了对全球征收10%的基准关税，对柬埔寨、越南、泰国等我国主要转口国加征超过35%的关税，虽然后续暂且搁置，但我国通过转口来规避高额关税已成为美国的主要针对点，转口贸易将面临阻碍。

过去五年来通过转口贸易带动出口的主要商品领域有哪些？我们以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墨西哥这几个主要的转口国为例，将近五年来中国出口转口国的商品份额变化和转口国出口美国在商品的份额变化为参考，二者均明显抬升则可视作转出口的主要覆盖领域。从结果来看，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仍然是转口贸易受影响的“重灾区”，我国对这些国家的转口基本都覆盖半导体器件、手机及零部件、蓄电池等机电产品；此外，乘用车和少部分上游工业原料、轻工制造品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钢铝、水泥等原材料工业品，玩具车、座椅床垫等轻工制品，以及塑料橡胶制品领域。根据亚洲发展银行报告，2021年我国从东盟、墨西哥和加拿大进行的中间品转口贸易大概占对美总出口的35%，占我国总出口近5%的比重，近年来我国“两头在内”的出料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已嵌入到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产业链环节，我国对美转口、出口的依赖也将稳步下降。

（二）关于后续中美关税博弈进展的推演

美国政府近期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表面以平衡贸易逆差为名，实则延续了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中“极限施压换取结构性让步”的霸权逻辑。与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和市场开放相似，如今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筹码，要求贸易伙伴在能源合作、产业补贴、农产品购买等深层领域做出妥协，90天的对等关税豁免期将于7月8日结束。从当前各国与美国的谈判进展看，除印度接近达成阶段性协议外，其余国家的谈判未取得明显进展，日本和韩国虽主张以产业合作换取关税让步，但均表态“不仓促让步”；东盟虽然表示不实施报复性政策与美国寻求合作，但对华问题保持中立，越南承诺与美国谈判不会牺牲中国的利益，拒绝配合围堵中国；欧洲发达国家大多选择拒绝让步和妥协，特朗普的政治“失信”已经让各国甚至过去的盟友在谈判时保持谨慎并拖延和观望。

关税博弈的背后实际是经济韧性、财政债务等的博弈。从目前来看，我国经济韧性较强，一方面，我国内需市场大，创新动能正逐渐积厚成势，外贸结构改善下出口仍有韧性支撑；另一方面，我国政府负债率、利息偿付压力低于海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相较于美国的赤字水平、债务压力以及利息偿还等方面，我国的财政债务相对仍有空间。

同时，我国采取强硬的“对等反制”手段为后续的谈判提供了空间和筹码。妥协并不会换来美国的关税减让，且特朗普政策主张朝令夕改，即便短期妥协达成协议也有随时“撕毁”的可能。商务部发言人近期表示“如果美方真的想解决问题，就应该彻底取消所有对华单边关税措施，通过平等对话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事实上美国已经就对华关税进一步松口，部分美国企业已出现“内部妥协”，如美国零售商沃尔玛已通知中国供应商恢复对美发货，并明确表示新加征的关税成本将由美国客户承担，当前贸易制裁对双方的经济影响正逐渐显现。

从后续来看，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大背景下，中美作为前两大经济体仍存在缓和机会，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存在第三方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中间人进行撮合的可能，就当前进展来看：

乐观情形下，美国在对等问题方面对华妥协，取消全部对等关税，而考虑到此前2-3月实施的“芬太尼”的关税上升至美国禁毒等政治议题，20%的芬太尼关税短期内或难以取消。这种情况下分批次的进行301条款（半导体、AI技术出口管制）和232调查（药品、关键矿产）对各行业领域加征关税将是美国产业保护的主要手段。

中性情形下，我们假设对华对等关税回到34%的水平，对越南、泰国等海外国家是否征收此前公布的高额对等关税仍取决于各国的谈判结果，其落地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若谈判迟迟不能达成一致协议，不排除对等关税豁免期进一步推迟的可能性，短期内“转出口”覆盖的主要领域如机电产品仍对出口形成一定的支撑。但长期来看，无论是强化行业关税的原产地规则、还是对转口国征收大额关税，我国贸易仍需要逐渐摆脱对美市场的依赖，加强与非美国家的贸易合作。

极端情形下，中美双方仍维持高额对等关税，通过豁免清单免除部分对华依赖程度较高的关键行业领域的关税，如医药原料、稀土及加工品、石墨、航空部件等关键领域，但考虑到特殊豁免仅持续6-12个月甚至附带原产地条件，且需要企业逐批申请，给外贸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我们以2018年美国对华实施的四轮301清单关税对所覆盖商品的出口影响进行推演，根据PIIE整理的数据，301关税清单生效后，我国前三轮301清单对应产品（加征25%关税）的出口增速由高点的下滑幅度为42.9%，4A清单产品（由15%减至7.5%）于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出口增速下滑13.4%，综合考虑两批不同关税下的清单，粗略估算每加征1%的关税，出口增速大约下滑1.8%。进一步，我们简化乐观、中性、悲观情形下的谈判结果，不考虑特殊行业关税、出口管制等因素，由于关税对出口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我们在简单静态测算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折减系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增量政策对冲，在仅征收20%芬太尼关税的乐观情形下，或拖累我国出口2.5个百分点，拖累GDP增速0.3个百分点；在20%芬太尼关税以及34%对等关税的中性情形下，若我国仍能通过转出口缓解贸易压力，大约将拖累出口7个百分点，若转出口全部受限，或拖累出口接近12个百分点，考虑到实际情形在二者之间，中性情形对出口影响约在10%左右，对GDP增速的拖累大约为0.9-1.6个百分点；在悲观情形（维持145%关税水平不变）下，拖累我国出口增速约15%-20%，拖累GDP增速2-2.6个百分点。

三、如何应对本轮贸易战？

美国主导的超预期“关税战”给全球经济带来较大冲击，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内外挑战更加复杂。但不论外部环境如何演变，我们的首要任务都是做好自己的事，筑牢畅通内循环，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当前我国经济稳步修复，供需两端均有结构性改善，一季度 GDP增速同比增长5.4%，超出年内经济增长目标0.4个百分点，为后续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减轻了压力，但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仍然存在。4月美国对华高额对等关税落地后，不论最终谈判结果如何，关税战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增量政策的落地程度和力度或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以及对冲关税冲击的关键变量。

（一）短期加大逆周期力度，为关税冲击给予缓冲空间

短期来看，应继续加大“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力度，“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 。以内需为经济发展的“牛鼻子”，促消费、稳价格、强科创与缓释风险相辅相成，释放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以科技创新构筑供应链安全的“护城河”。

一是总量政策要进一步加力提效，降准降息要择机加快落地。财政政策方面，投资是经济运行中的的“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应对外部冲击需要投资和消费两手抓，二季度在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发行使用的同时，要注重结构优化，促进“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一方面，聚焦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提升财政发力的“民生含量”，后续可将文旅、体育等更多服务消费纳入支持范围，推动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另一方面，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对于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及未来产业，如新型城镇化、新基建、科创、绿色低碳等，仍将加强财政支出力度；而对于传统基建领域仍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市更新不充分等问题，加力补足短板项目，并继续支持“两重”建设。

此外，根据后续关税的进展，财政或需进一步发力应对，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测算，假设乐观情形下经过多次谈判美国取消50%的报复性关税以及不公平对等关税税率，由于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专项债额度等均较去年有所增加，或已考虑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影响，乐观情形下或不需要增量财政资金；仅取消50%的报复性关税的中性情形下，参考IMF估算的0.75-1.4的财政乘数，并扣除乐观情形下0.5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或需要0.9-1.7万亿元的增量财政资金；145%高额关税的悲观情形下，超常规财政政策出台的力度或需要更大，或需要1.5-2.9万亿元的增量财政资金予以应对。货币政策方面，综合考虑目前形势，建议二季度先行降准释放长期资金，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压力，考虑创设稳外贸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外贸企业提供定向资金支持，全年根据政府债券发行节奏、通过买断式逆回购投放短期流动性；此外，综合考虑汇率压力，适时降息降低整体社会融资成本和宏观债务成本，既能减少新发行政府债券的利息支出，也为财政发力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二是打开需求侧政策限制、加大收储力度，促进房地产领域出现实质性的企稳回升。地产政策考虑到促进房地产企稳回升既能撬动地产上下游产业链资金流动性，也能增加以房地产为主的居民财富价值，对提升主体信心、稳定内需至关重要。虽然今年一季度商品房的销售、投资延续改善，但改善的动力随时间推移边际递减，后续要进一步打开需求侧的政策限制，继续在核心一二线城市推行取消限购限贷条件、降低首付比例、下调存量房贷利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放松落户限制；此外针对商品房供需结构性失衡和成本收益不匹配的问题，建议中央层面成立房地产专项稳定基金，用于商品房收储的同时，也可用于保主体，减轻房企资金压力，并由中央统筹并推动商品房收储工作，可由中央层面发行国债或特别国债，用于商品房收储。

三是落实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四稳”政策，设立专项纾困基金对出口依赖企业和就业群体提供定向帮扶。目前来看我国居民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除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新高外，关税制裁落地或将对我国纺织服装、家具木材等劳动密集行业的就业和收入造成冲击，进一步拖累居民消费，尤其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稳就业稳主体信心是下阶段民生领域工作的重点。一是考虑设立纾困基金加大对受关税冲击企业的纾困力度，通过加大金融支持、促进出口转内销等措施降低关税对于相关企业的冲击，确保外贸企业稳定运行；二是落实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的政策举措，加大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力度，发展吸收就业能力较强的服务业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同时加大对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吸纳带动更多低收入群众务工就业；三是将短期促消费与惠民生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体及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发行超长期国债加大惠民生财政补贴力度。

四是加大对高技术领域的资源倾斜，加快核心领域技术攻关，降低对外技术依赖。科创不仅是我国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的“稳定锚”，也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环节。过去一轮贸易战中，海外科技制裁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国自主可控的加速推进，在部分关键供应链环节我国对美国进口的依赖度有所下降。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向，今年全国两会重点提及“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对高技术领域的资源倾斜，加大研发投入的税收抵扣，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推动政策资源分配更趋多元化，尤其是加大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投入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国家级实验室与龙头企业联合攻关芯片制造、AI大模型等领域，以构筑我国在新兴领域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二）中长期坚持改革开放，通过持续的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长期来看，要以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强化内需驱动战略、深入推进标志性改革落地，释放红利，推动我国从出口导向的生产大国向内需驱动的消费大国转变。 

一是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加大社会保障短板，提振居民永久消费能力。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完善个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延续并加大个税优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等，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另一方面，要加大社会保障补短板，尤其是减轻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的养老和医疗负担，加大中央政府事权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后顾之忧”。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领域布局，以有效应对国际挑战。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布局，推动央国企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强链补链等实施并购重组，提升企业竞争力以更好应对海外不确定；另一方面，在化债政策引导下，加速城投企业转型，可依托国企改革深化重组整合、完善管理体系、增强市场化竞争能力，尤其是注意转型过程中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衔接，因地制宜明确转型角色定位，同时把握好转型节奏，注重内生造血能力。

三是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以解决债务深层次问题。一方面，地方可持续深入推进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通过适当上移事权、合理分配财权、加大省以下转移支付对薄弱地区和基层政府支持力度等，缓解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另一方面，需结合中央部署，抓好地方税和税制改革落实，如费改税、消费税后移下划等，增强地方财政自主财力。

四是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在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大国博弈与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手段，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破除区域和行业壁垒，构建统一的市场规则和流通渠道。后续来看，一是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和资源价格机制，加强要素产权界定，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防止对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二是畅通要素流通渠道，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针对标准互认程度低，制约企业跨区域经营的问题，进一步加快推进各产业领域政策、技术标准和监管的统一，推动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各类市场主体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在商品贸易受阻的背景下，可以进一步发挥服务业在贸易市场的稳定作用，包括放宽外资、民企在部分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如健康养老领域，既能补充国内服务领域的供给短板，也能平缓关税对外贸的波动。

（三）对外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加强贸易合作抵御单边主义霸行

对外要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坚决反制美国关税制裁和围堵行径，加力推动多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革新，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与各国合作共赢。一是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深化与非美国家的双边合作。拓展多元化市场，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RCEP成员国、欧盟的贸易合作，帮助新兴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出海投资建厂，以海外项目工程和工厂间接带动我国设备和产品出口，此外，考虑欧盟在全球的消费市场份额稳居前三，且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份额与美国相当（2024年出口份额14.4%），可以与美国关税冲击形成有效对冲，考虑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以打开欧盟市场。进口方面，要加大与南美、俄罗斯等地的关键农产品的进口合作，签订长期采购协议锁定价格，与此同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本币结算与金融协同，规避美元汇率波动风险。二是加强多边协调机制。加大G20、金砖国家等平台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减少美元霸权对外溢冲击的放大效应。与此同时，努力推动在亚太、非洲等地区建立区域性产业链合作网络，对冲全球供应链碎片化风险。三是主动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坚持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和数字贸易，尤其是加速落实《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试点任务，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加快数字贸易领域标准制定修订，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吸引高质量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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