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一九五三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牛虻》

人们常说，经典是永恒的。

爱尔兰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是我喜爱的一本书。对这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现在谈到它的人不多了，但在六十多年前，它的书名几乎是每位中国青年所熟知的。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李俍民依据英文原著译成的中文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部作品一次次重印，至今已发行近二百万册。

我第一次读《牛虻》，是刚进工厂不久的1961年深秋。虽然那时的图书室条件很差，但藏书倒不少，也不乏一些名著。那天我借了一本《牛虻》。这本书被翻阅得破烂不堪，书页都卷起了角，封面与封底也有些剥落卷曲，能看出借阅此书的读者之多。而我仅花了两个晚上就把它读完了。

那时年轻，看书纯粹是一种消闲，看过后也很少去思考和分析，惟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亚瑟、琼玛和蒙太尼里这三个人物形象。

1978年，我第二次阅读《牛虻》。彼时，阴霾散尽的中国终于走出书荒岁月，一大批被视为“毒草”的名著纷纷重版与读者见面。那年一个春日，在书店工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次日有几种新书要上柜。第二天，天麻麻亮，我便骑车直奔三山街新华书店。到了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队伍排得似长龙一样，一直排到天福布店。久旱逢甘露，看得出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和渴望。那天，我捧回厚厚一摞书，而《牛虻》便在其中。

“牛虻”作为主人公亚瑟的绰号，颇具深意。在自然界中，牛虻是一种叮咬牛群的昆虫，哪里有牛虻，哪里的牛群就不能安宁。

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正遭受奥地利的统治，年轻英俊的英国青年亚瑟在意大利的大学里读哲学。为解放意大利，亚瑟参加了激进的地下团体，用笔和枪与奥地利人、教会作战。出于对神父蒙太尼里的信任，亚瑟无意中把革命的情报泄露给了教会。这一失误，让他瞬间成为革命同志眼中的“叛徒”，就连恋人琼玛也对他很失望，误解令亚瑟十分痛心。同时亚瑟又从两个兄长那里得知，自己是蒙太尼里神父的私生子。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砸碎了耶稣神像，伪造了遗书，登上前往南美的航船，在陌生的巴西开启流亡之路。

13年后，死里逃生的亚瑟经过重重磨难已面目全非，他以传奇英雄“牛虻”的身份出现在琼玛面前。这13年来，琼玛一直为自己当年的误解而内疚自责。此刻她怀疑面前的牛虻就是她年轻时深爱的亚瑟，而牛虻为免连累琼玛而强忍内心的波澜，矢口否认。与此同时，他与已升任红衣主教的生父蒙太尼里重逢。他恨生父，又难以摆脱骨肉亲情。牛虻深入山区偷运军火，筹备起义，不料被密探发觉。一场激烈的枪战后，他不幸被捕。在狱中他见到了蒙太尼里主教，终于坦诚自己就是亚瑟，要求蒙太尼里在亚瑟和上帝之间作出抉择。蒙太尼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选择了上帝，默许治安当局处决牛虻。

牛虻磊落的品格和不屈的精神感染了看守他的士兵，他们甘愿冒险把他写给琼玛的绝笔信送到琼玛手中。在信中牛虻承认自己就是亚瑟，并说自己一直爱着琼玛。蒙太尼里主教难以承受内心巨大的煎熬，在复活节盛大的游行集会上，他突然开始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演讲，道出了他的悔恨。

此回再次翻开《牛虻》，我看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革命的烽火、爱情的遗憾、亲情的纠葛，在书中交织成一张震撼人心的情感巨网，每一根丝线都紧紧牵动着我的心绪。

大约在2010年前后，我第三次捧读《牛虻》。对往昔这样一本名著，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没有多大的阅读兴趣。不要说外国的文学名著，即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怕是也少有人问津了。人们更愿意翻开能带来实际收益的实用指南，或是沉浸在即时满足的快餐文化中。阅读成为一种功利的载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次读《牛虻》，我以为不会再激动了，没想到内心依然跃动着半个世纪前的炽热与挣扎，还伴着无尽的感慨和深深的思索。我特别喜欢书中亚瑟给琼玛信中替代签名的那首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死掉/我都是一只/快活的大苍蝇。“大苍蝇”这个词意味无穷。

伏尼契完成这部小说时，欧洲民主革命浪潮正席卷而来，意大利也在斗争中摆脱桎梏，最终建立起独立共和国。但《牛虻》小说的生命力却远未中止，它直接影响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为其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卓娅、舒拉和以奥列格为首的青年近卫军英雄们也都从这部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

可以说，《牛虻》一书，对20世纪上半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影响最大，尤其在苏联和中国掀起深远回响。书中的牛虻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为理想献身的勇气，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形象，是人类一代又一代精神求索的目标。

《牛虻》的意义远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是其作为经典的价值与力量所在。用著名作家周国平的话说：“17岁那年，我进北大读书……看到《牛虻》，一看就放不下了。”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