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衢州日报

　　钱勤英

　　围棋发源于衢州烂柯山，在东亚地区广泛流行，并最终形成了围棋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概念，深入分析发现，两者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围棋文化所蕴含着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的大局观念、本质属性和宗旨目标是极其相近的。

　　共秉“大局”优先的原则

　　围棋以自然界中的圆形石料为符码，外形一致，寓意相同，并无职务、职业的分工。在棋盘上，每一个棋子没有任何特殊功能。当单个棋子的优势、活性无以彰显的时候，围棋的集体性特征就显现出来。正因为此，围棋文化凸显的是集体的价值而非个体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培育的伟大民族精神。它强调中华各民族成员超越个体和民族的局限，共同致力于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诚然，两者均倡导“大我”优先的价值原则，引导个体正确认识和处理“小我”与“大我”的价值关系，促使个体自觉将“小我”融入国家、中华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大我”之中。显然，如果每个“小我”在解决问题时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那么越是“理性”就越看不到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

　　共含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双重属性

　　事实上，现代的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政治建构与文化认同的复合型联结体。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尚未出现完全依靠政治体系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成功案例。即使建国历史相对短暂的美国，也从不否认基督教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元文化整合中所发挥的规范引领作用。

　　围棋文化具有政治属性。在中国，涉猎围棋的政治家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有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经解读过抗战时期的包围与反包围的辩证关系。他从一个“围”字出发，进而展示出其思维的过人之处。“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囊括了中华民族拥有和共享的“过去”、“当下”、“未来”。正是在这种被赋予了共同文化意义和内在价值的共同记忆中，一个彰显民族情感、民族信仰和民族历史的主流意识方得以生成。“围棋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有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底蕴，系统阐释历史文化传统所蕴含的认知方式、价值体系与道德准则，促进各民族成员在文化浸润与文化播化的过程中形成对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历史连续性的代际传承。

　　共锚于“家国认同”的宗旨目标

　　围棋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与“家国认同”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

　　围棋文化更多从具象化场景出发，让社会成员在角色行动中坚定对家国的认同。人生就是一盘棋。少年时期是开局，是基础。青年时期是序盘，是战略。中年时期是中盘，是征战。晚年时期就剩下了收官，但依然需要保持气节，有始有终，使结局圆满。围棋文化往往通过自然场景的叙述，彰显个人的主体性，强调公民个人的理性认知和行为选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以“中华民族”为核心，强调“国家民族”的建构，通过借助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通过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机制，将个体成员与国家、民族之间构建起隐性的结构网络，从而培育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国家政体认同。

　　尽管围棋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内在认同模式有所区别，但是其最终旨归都指向了家国认同，可见二者在宗旨目标方面的同归性。

　　（作者单位：衢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