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潘小多
日本妈妈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专职”。实际上,根据2024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家有18岁以下孩子的母亲,77.8%都有自己的工作。这一比例创下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可见,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将“母亲”这一工作从“专职”转为“兼职”。那么,政策和社会为这种转变做出了什么改变?
日本父母送孩子上学,妈妈总是考虑得“更周到”。
母亲的“特权”
在日本,产后继续工作的女性人数逐年增加。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21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女性的持续就业率2010年至2014年是57.7%,2015年至2019年上升到69.5%。尽管如此,仍有约1/3的母亲在怀孕或生育时选择辞职。同机构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对于“如有这种支持与服务就能继续工作”的问题,女性最希望获得的前三项分别是可以安心请假的休假制度,可因育儿状况灵活调整的工作制度,以及缩短每日工作时间的制度。
作为对此诉求的回应,厚生劳动省进一步修订了《育儿·介护法》。在今年4月正式实施的最新一版中,要求用人单位面向身为家长的员工采取更为弹性的工作方式。例如,育儿相关的请假事由从生病和体检扩展到入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儿童年龄也从学前提高到小学三年级,以往因育儿可以拒绝加班的对象也从3岁儿童家长扩大到学前儿童家长。此外,3岁以下的幼儿家长可以每日工作6小时,3岁到6岁的儿童家长可在缩短工作时间、每月10天居家办公、享受每年10天育儿假和更改上班时间中任选两条。新版法律还要求用人单位在员工提交怀孕和生育报告时,以及子女满3岁之前,单独听取劳动者关于兼顾工作与育儿的想法,并予以考虑。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的朋友所在公司多年来数次登上日本年轻人就职心愿排行榜前三名,现在这家公司为了鼓励爸爸们积极参与育儿,倡导从领导层开始休爸爸育儿假,不仅可以休满一个月,还能拿奖金。这家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曾骄傲地说:“我们部门的妈妈能自己决定下班时间,她们可以早上7点来公司,享受8点之前的免费早餐,下午4点下班,基本不耽误接孩子和买菜做饭。”
母亲的束缚
一个工作的母亲将上班时间提前两小时,只是为了不耽误后面身为“母亲”的另一份工作。不能说社会没有进步,只能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更何况,在日本做一个母亲,还要面对很多显性和隐性的束缚。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最近进行的全国家庭动向调查结果显示,和2018年的调查相比,父亲工作日每天承担育儿工作的平均时间增加了31分钟,休息日每天增加了101分钟。尽管如此,母亲依然承担了七成以上的育儿工作——工作日524分钟,休息日724分钟。
可能有人质疑这个时间长得不合理,但在传统日本社会中,“母亲”的身份标签就意味着无条件付出和吃苦耐劳,正是这种“理想的母亲形象”,衍生出繁重的育儿工作。
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开始,“好妈妈指标”就开始发挥作用。日本产妇科学会发表的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产妇的无痛分娩率为7.3%,为发达国家中最低。无痛分娩率比例最高的国家依次是芬兰(89%)、法国(82%)和美国(73%)。日本无痛分娩率低的原因是可以提供无痛分娩的医院只占37%,且不被纳入公共医疗保险。学者认为,其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传统上认为忍受分娩疼痛是成为母亲的一部分”。
朋友的女儿近日在青森一家医院生产,生产前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生下女儿后,突然开始了“母亲速成班”魔鬼训练。刚刚接受完缝合和处置,助产士就笑眯眯地说:“今晚开始每3小时来育婴室喂母乳哦。”于是,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开始了每3小时一次的催乳哺乳工作。第二天又增加了“生活指导”内容,即由医务人员指导新生儿父母如何处理脐带、如何给宝宝洗澡等。朋友的女儿从待产开始几乎没有连续睡过1小时以上,但害怕不参加生活指导会被看成不合格母亲,只好摇摇晃晃地坚持。
孩子上幼儿园后,“妈妈手工缝制”成为另一项“好妈妈指标”。虽然市面上不缺相同功能的产品,但在一些私立幼儿园,老师会贴心地在通知单后面附上“制作方法”。商场里的手工艺材料区会配合开学时间举办培训讲座,目标人群精确锁定新手妈妈。
当然,日本叹为观止的“便当文化”是所有私立学校妈妈无法绕过的考核。记者的朋友已经60岁,如今回忆母亲的时候仍会感慨她的不易。朋友家家底殷实,但母亲从来没有请过家政服务员,每天5点起床为孩子们做便当,而且极其精致。高二时,母亲患了乳腺癌,但没有告诉家人。孩子们知道后不到一个月,母亲就去世了。朋友说:“我那时候特别骄傲,因为妈妈的便当一直是全班做得最好的,但我居然不知道她得了病。”
时至今日,便当依然是衡量母爱的指标。记者的朋友带着孩子初到日本时,看到幼儿园通知上写着“简单准备春游便当”,就去超市买了一盒。没想到其他孩子都准备了高颜值“爱心便当”,孩子为此回家大哭一场。社交媒体上既有妈妈每天晒便当,也有妈妈抱怨这些晒出来的照片莫名提高了便当门槛,给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母亲的解放
近年来,随着日本少子化现象日益加剧,为了解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政府和社会组织做出了不少努力。从今年开始,东京都开始为无痛分娩提供医疗补贴。不少地区的家校委员会成为进退自由的组织,妈妈们不用感觉费时费力又有强制性。一些地方政府设置了费用亲民的产后护理中心,由政府负担50%甚至更多的费用。对于低收入等特殊情况的家庭,费用会更低。同时,还有不同形式的“日托”,帮助母亲减轻育儿压力。
社会上对母亲的要求也在发生转变。已有不少母亲敢名正言顺地使用家政服务,电车上的乘客对待婴儿哭闹也不像以前那样动辄侧目,食品配送公司推出针对有3岁以下幼儿家庭的优惠套餐,还有越来越多的便当食材出现在超市冰柜中,母亲不必为做不出“亲妈便当”感到羞愧。在一个能够提供全面支持的社会里,成为母亲或许并不意味着要付出无尽的努力,更不需要成为一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