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

　　阅读《谢冕人文讲演录》，我们不仅是在重新认识一位诗情激越、心灵纯洁的诗人，也是在认识一位谨严的诗评家，更是重新认识谢冕先生的艺术实践和诗歌精神的过程，这里不仅有声音、有场景，还是一个有趣灵魂的浓缩和显影。

　　从“新的崛起”到“百年和解”

　　谢冕先生常说，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个诗歌梦——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诗歌只做了新诗，新诗只做当代诗。

　　“一个人精力有限，除非像王国维、闻一多那样的天才，一般人一生能做的事很少。我认定，我的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我的福分。这是北大教我的，后来我同样教给了我的学生：踏踏实实做一件事，争取在这个领域拥有发言权，这就要付出你的一生。前面我列举了中文系语言学上的许多权威，王力也好，朱德熙也好，魏建功也好，他们无不如此，为一种学问，付出毕生的努力。”（2017年9月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2017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可是，在 2018年10月16日北大举行的“一生只做一件事：谢冕先生与中国百年新诗——《中国新诗史略》新书发布会”上，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上台只说了一句话：“谢冕先生不是一生只做一件事，而是做了很多事。”

　　他的幽默引起满席欢笑和热烈掌声。因为大家觉得，严先生说的也不无道理。

　　谢冕先生从小喜欢读诗、写诗。考入北大中文系后，他参加了北大诗社，编《红楼》，是诗歌组组长。大三时，谢冕和孙绍振等一起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这是他从诗人到一个研究者的重要转折。20世纪80年代，谢冕先生曾主持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在研究所的名下成立了诗歌中心，编了几年的《诗探索》，“这些都是义工，不仅没有报酬，而且时常自掏腰包。”

　　作为北大教育者，谢冕先生始终尊重每一个作家的自由创作，主张宽容。1980年5月7日，谢冕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诗歌界引起很大反响。他看了年轻人的诗歌，满心欢喜，知道这是诗歌的希望。诗歌界的泰斗人物对此都反对，但谢冕先生是按自己的感觉说话，认为应该写这样的文章。这也和北大的传统有关：讲究学术独立，不受任何影响。文学的爱好与写作是多元的，不应固守一隅。

　　纵览一百多年的历史考验，谢冕先生提出新诗和旧诗应该和解。从“新的崛起”到“百年和解”，他为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变革划出了一条简约的脉络。他说：“新诗的确是展开了中华诗歌的新生面，它规避了古典诗歌那些与世隔绝的弊端，能够零距离地拥抱鲜活的现实生活。一种摆脱了格律约束的、接近于日常口语的自由的诗歌体式，空前地拉近了诗歌与社会变迁、日常生活的距离，于是它成为我们不可须臾脱离的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

　　“为当代写作就是为历史写作”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谢冕先生的创见和贡献。他热爱诗歌，一直关注着诗歌，不止一次地呼吁改变诗坛沉闷的现状，呼唤新诗回到公众生活，回到诗歌艺术的自身，回到诗性和诗美的建设性的、良性循环的状态：

　　“在中国，诗歌如同往常那样，许多人在写，写得很多，但是很少有让人感动而且广为传诵的诗。也许‘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真的成了世纪的绝唱，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等待这样动情的诗歌，然而，奇迹没有发生，而我们依然等待。”（2010年6月23日，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他敏锐地捕捉着好诗，不论是寂寂无名的青年诗人还是底层的打工者。在2011年《河南诗人》创刊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谢冕先生曾朗声诵读《嵩山北部山上的栗树林》：“让人沉默的是九月的栗树林/让人疼痛的是远离夏天的栗树林/月光下一群白鸟飞越/让人说不出话，让人感到无望的/是覆盖了整个山坡的风中的栗树林。”谢冕先生并不认识诗歌作者，尚不知作者是河南许昌一家医院的护士杜涯，却为诗人的疼痛、无望与悲伤深深感动。他喜欢陈年喜用生命写的诗：“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陈年喜写了中年人的负担，如此沉重，但没有滥情。

　　他为这些好诗没有被及时发现和推广感到惋惜，他希望诗歌能够表达时代的情绪，唤起更多的共鸣。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盖全唐。如果没有一个时代在支撑，怎么会有如此淋漓尽致的表达。所以他主张诗歌不能脱离时代，为当代写作就是为历史写作。

　　“我才不呢！”

　　有些人老了，难免怀想过去，沉湎在过去的荣光里，或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唱老歌。谢冕先生从不参加。

　　“我才不呢！”我总想起他说这话时倔强而天真的表情。他说：“我的青春从中年开始，从今天开始。昨天不属于我，明天不可预测，未来不可预测，只有今天，珍惜今天，为今天干杯。”

　　“我才不呢！”这里有他对命运的不屈服，对过往的不介怀，更有他少年般的叛逆和纯真。世间万物，都只是短暂，唯有诗歌永远。好诗长存万世，它不会衰老，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心灵中永存。愈是好诗，愈是永久，这是世上唯一能够永葆青春的不朽。“在我的一生当中，与诗歌的记忆相连的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说好像最后我们就剩下诗歌了，剩下诗歌就是剩下我们最大的财富，善良、爱心、悲悯、同情、宽广而伟大的爱，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与诗歌相关联的一切都非常美丽，与诗歌无关的一切可以忘记。”

　　谢冕先生不喜欢唱老歌，不喜欢说旧事，也不喜欢絮絮叨叨。他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欣赏“老顽童”的谑称，但他不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对世间的苦难早已洞彻于心。

　　多年来，我们在各种会议上有过交集，有过多次采访，并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采访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谢冕先生豁达包容的人生观、幽默风趣的谈吐、坚韧不拔的品格总是带给周围人很多欢乐。他所到之处，总有热情的诗人追随，而他总是背着两手，像将军一样昂首挺胸。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总能钻到听众心里去。集子中的很多文章，我曾亲耳聆听，如今见到文字，相当于重温了他几席发言。

　　时间像无声的流水，倏忽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至今记得他自信的神态、睿智的目光、掷地有声的话语。从作于1975年3月18日的《关于散文》至今，这本《谢冕人文讲演录》涵盖了五十年间谢冕先生在各种场合的演讲，处处可见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到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沿思考，谢冕先生始终站在学术的最前沿，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各种思想潮流，同时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他既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守护者，又是新思想的开拓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的演讲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时代的气息；他不仅以深厚的学术造诣滋养着一代代学子，更以独立的思想品格影响着文学界。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