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法治日报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北京市海淀区某科技公司视频业务团队负责人陈某，利用职务便利，在视频审批、投放过程中为多家视频公司提供便利，给予流量、资源倾斜。截至案发，陈某收受贿赂达400余万元。 　　“电商领域‘流量变现’‘数据权益’逐渐成为商业腐败新场景。”5月9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向社会发布《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24)》（以下简称白皮书），该院副检察长付强介绍，电商运营服务涉及对平台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如直播平台的推荐位设置、电商平台的店铺排名等，在商铺引入、资源投放、违规控评等方面存在一定权力寻租空间，具有流量分配权限的人员能够为特定对象提供更多流量扶持，滋生腐败犯罪侵害企业利益的同时，也变相侵害平台消费者的权益。 　　白皮书显示，近5年，海淀区检察院共办理商业腐败犯罪案件1253件1956人，其中审查起诉案件561件871人。伴随着企业数量增加、规模扩张、业态转型等因素，海淀区商业腐败犯罪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国家依法加大对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公司对于员工腐败问题的内审、监察工作越来越重视，更多的商业腐败犯罪浮出水面。 　　白皮书介绍，海淀区商业腐败犯罪人员总体呈现基层化、年轻化、高学历化等特点。在审查起诉的871名犯罪嫌疑人中，职务属于总监级别及以上的只占比17.1%，而经理级别及以下的占比82.9%，达722人。这与企业“金字塔”型的岗位设置有一定关系，但也说明商业腐败犯罪基层化情况不容忽视。此外，犯罪时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共有642人，占比73.7%，说明年轻人对腐败风险缺乏防范意识，对违法犯罪后果认知不足，犯罪风险更大。 　　据了解，近5年，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商业腐败犯罪案件中，互联网或者其他高新科创行业领域案件共计943件1490人，案件占比75.26%。“互联网行业中运营业务成腐败犯罪高风险环节。”付强介绍，产品、技术、运营通常被视为互联网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核心环节，其中运营环节涵盖了内容、活动、用户等多方面工作内容，涉及引流推广、用户增长、数据分析、市场调研等多方面，已成为互联网行业商业腐败犯罪的多发环节。 　　在电商领域，一些工作人员掌握了“流量”“数据”权力后，会引发新的腐败犯罪。如郭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郭某某作为某短视频平台公司运营人员，负责着平台账户的直播管理、账号维护等，其利用职权违规为自己管理的多名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单”等帮助，以借款、购车等名义向主播索取财物，多次收受他人钱款达300万元。 　　白皮书指出，从商业腐败的犯罪手段看，链条化、复杂化、隐蔽化特征则更加明显，犯罪人员反侦查意识明显增强。如在职务侵占案件中，传统的“侵吞”“窃取”型犯罪越来越少，犯罪人员采取欺诈手段的“骗取”型犯罪逐渐取而代之，虚增交易环节、虚报劳务支出、披上合法伪装的行为屡见不鲜。在商业贿赂案件中，“一单一结”“比例回扣”这种传统方式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精心策划的犯罪“剧本”，突出特点是利益输送时机非固定化、方式多样化，避免直接收受财物，拉长拉宽受贿链条，具有较强的伪装性和欺骗性。更值得警惕的是，商业腐败犯罪可能伴随着数据侵权、商业秘密、虚开骗税等衍生犯罪，造成多重法益侵害。 　　付强说，对于涉案金额巨大、涉及重点行业领域、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社会影响的商业腐败案件，将依法从严打击。针对关键岗位人员，窝案、串案中的主要人员，拒不认罪悔罪或者拒不退赃的犯罪人员，要依法从重处理。 　　据介绍，近年来，海淀检方创新探索企业“双报案”工作机制，前置法律监督环节，向企业提供报案同时申请检察监督介入服务。此外，依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发的“互联网企业反商业贿赂治罪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碰撞筛查行贿犯罪线索，推动刑事立案。检察机关将大数据赋能贯穿办案全过程，以应对商业腐败案件犯罪手段迭代升级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