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Alain Marciano

Alain Marciano是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欧洲法律与经济学期刊》联合主编

来   源：Promarket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一位坚定的市场经济支持者，但他也坦率承认：市场在应对公共物品、公共害物）以及外部性方面存在失败。然而，布坎南认为，这种市场失灵不应被机械地等同于政府应当介入。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本身也并不完美，另一方面，布坎南指出，当市场机制失灵时，市场化的机制依然可能奏效。市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所有分散式、私人或类市场机制都失效了。个人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设计私人的制度性安排，来解决公共物品、公共害物以及外部性的相关问题。

公共物品、公共害物、外部性与政府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中期，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就开始正式分析一类问题。到了1958年，当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弗朗西斯·巴托尔（Francis Bator）提出“价格—市场制度体系未能维持‘期望的’活动或遏制‘不期望的’活动的失败”时，这类问题被正式命名为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这实际上是指市场无法有效应对公共物品、公共害物和外部性的问题。

公共物品——如游泳池、电影院、公路等——可以被大量个体同时消费。同样，许多个体也可能同时受到公共害物的影响，如噪音、细颗粒物和有毒气体、病毒性疾病或社会动荡。这类物品一旦存在，其数量对所有人而言是相同的。但只有部分此类物品可以通过收费机制（如过路费、会员费、门票或罚款）实现排他性消费。在某些情况下，如放射性云团或核导弹，排他性根本无法实现。

既然这些物品都不是免费的，人们自然会思考：如何承担其提供或避免所带来的成本？我们能否让个体自己决定他们愿意为此支付多少？他们是否会根据自身所获得的愉悦或收益，或所承受的痛苦与损失成比例地做出贡献？这些自愿性的贡献是否足以覆盖公共物品的提供或公共害物的治理成本？

另一种理解该问题的方式是将其视为外部性效应。也就是说，生产或使用这类公共物品或害物时，对他人产生了影响。例如，修建游泳池或公路会带来正外部性，接种疫苗或遵纪守法亦是如此。而驾驶汽车或卡车则造成污染，产生负外部性。在这些情形下，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个体在决定建造或消费这类物品时，是否会考虑其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他们是否愿意为这些影响支付代价？

对于上述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监管者的回答都是：“不。”个体总是狭隘地追求自身利益，并在有机会时选择搭便车。他们总试图支付低于其真实偏好所对应价格的费用，同时无视其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性与社会不良后果。因此，依赖个体的去中心化机制——包括市场在内——无法指望其提供最优数量的公共物品，或有效预防公共害物与负外部性。既然市场失灵，那政府干预便不可避免。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矫正。

而布坎南对此表示反对。

选择解决哪些问题

布坎南并不否认某些烟囱确实可能排出有毒烟雾，或交通确实会变得拥堵。但他坚持认为，这不是经济学家应当关注的起点。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分析不应从他们观察到的客观现象出发，而应当从个体的主观愿望出发，也就是从人们是否愿意集体行动以应对由公共物品、公共害物或外部性引发的问题出发。

要理解布坎南观点的独特性，必须回到标准经济学中的一个隐含假设：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源于某些现象的物理属性。确实，消费者之间的竞争性（rivalry）可以被衡量和量化，是否能够排他性消费（excludability）在物理或技术上也具有可判定性，污染水平也可以被测量……因此，一旦这些问题被观察到，就可预期市场会失灵，从而需要政府介入。

从这种角度出发，人们就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一些客观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必引发集体行动。例如，如果为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或消除某种干扰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不足以激发人们的行动意愿，那么就不会产生交易或合作的动机。个体不会愿意处理这些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会将这些情境视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干预还是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都是无关紧要的。

相反，只有当存在潜在的交易收益时，集体行动才是必要的。例如，如果个人愿意为某种公共物品支付的金额大于或等于其提供成本，那么该物品的提供就具有可能性；又如，若某一外部性的受害者愿意出价补偿污染者或造成外部性的行为方，并换取其减少活动的承诺，而这一补偿额大于行为方的损失，那么交易就具备可能。这种情况下，确实存在达成合作、在使用者之间分担资源与成本的空间，或者通过某种机制补偿污染者或受害人。这意味着，个体总是可以找到并实施自愿解决公共物品、公共害物或外部性问题的方式。

上述逻辑清楚展现了布坎南视角与标准经济学家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他看来，只有一部分因公共物品或公共害物而引发的“客观问题”，才真正构成“问题”——即，那些个体愿意主动应对的问题。但也正因为个体愿意解决它们，这些问题最终将通过私人、自愿的机制加以解决，无需政府介入。

布坎南对个体的信任

布坎南持有明显的乐观观点，其基础是他对个体的信心——这种信心虽在岁月中有所演变，却从未动摇。早在1950年代，他坚信个体根本不会搭便车（free ride）。在其最初的财政学研究中，布坎南继承了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理论，提出了国家的自愿交换理论（voluntary exchange theory of the state）。在这一理论下，即使是以自利为出发点的个体，也会像购买私人商品一样，为所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缴税：只要且因为他们从中受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经济学家的影响下——这两位将“搭便车”问题视为重大挑战——布坎南逐渐承认：以自利为动机的个体可能会试图无偿享用公共物品，或忽视自己行为产生的外部性。尽管如此，布坎南始终怀有一种经济学家中罕见的人性信念，坚信个体也能遵循一种“道德的”（康德式的）行为准则，将自己视为群体的一员而非孤立的原子，因此会愿意与他人合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作出贡献，并内化自己行为的外部影响。

在经历了极为动荡的1970年代后，布坎南仍坚定写道：

“我仅希望确认这样一种普遍的动因存在：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由与其类似的他人组成的群体的一员时，这种动因就会抑制其狭隘自利动机的发挥。”

布坎南将个体在狭隘自利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的选择，归因于个体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即他们预期自己对他人行为将产生的影响。当一个人预期自己的行为将促使他人采取类似的道德行为时，他就会选择合作和道德行事。

从这个角度看，参与人数越多，单个个体对他人的影响就越小，其行为就越倾向于自利；反之，在小规模群体中，个体更能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因此更倾向于道德行事——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尽管在小群体中不道德的行为较为少见，但它们并非不可能，应当加以防范。为此，应制定规则，将“搭便车者”排除在群体之外，使其无法从集体行动中受益。群体的正常运作，需要一部“宪法”来保障。

因此，在布坎南看来，在这种小规模、团结紧密的群体中，集体行动会自然出现，市场失灵也能通过个体的自愿合作得以解决。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于1986年12月10日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King Carl XVI Gustaf）手中接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料来源：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档案（James McGill Buchanan papers），编号 #C0247，照片收藏。乔治·梅森大学图书馆特别收藏研究中心（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Libraries）。

联邦制：迈向更美好的社会

在布坎南看来，将社会组织为小型而凝聚的群体，让其中的个体遵循道德行为准则，是第一步，也是必要的前提。接下来，为了促使群体之间展开合作，以应对超越小群体边界的问题（如大规模污染，或无法实施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供给），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形成合作协议。由此，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契约或“宪法”将所有群体联结在一起。

这意味着构建一种联邦体制：地方性问题由地方群体解决，而跨越群体的问题，则通过群体之间的“宪政性协议”加以处理。

21世纪的启示

布坎南自其学术生涯伊始便始终坚持一项信念：应当信任个体去寻找解决真正问题的路径，并不断对这一观点进行精炼。这一点值得我们铭记：一方面是为了展现布坎南理论的深刻性与微妙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实世界恰好印证了他的信念：在合适的制度环境下，个体的确能够进行合作。

布坎南的观点也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个体与分散机制的坚定捍卫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实证研究不谋而合。他们都指出：集体行动未必一定需要政府来发动；市场或市场机制，也不等同于毫无节制、恶性竞争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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