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

日前，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与中国较量：要么速胜，要么惨败”的文章，认为中美若爆发冲突，美国必须追求速战速决，否则将面临“灾难性后果”。文章作者格里克声称，“一场短暂、区域性和有限的战争”最符合美国的能力和利益，过度关注“持久战”只会导致失败。格里克的观点只是美国战略学界在相关问题上多如牛毛的分析中的其中一个。分析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或通过模拟获得所谓“中美对抗”的结果，一直是美国智库研究的重点领域，也常成为华盛顿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可以说，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和判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美关系恶化的“间接推手”。

事实上，美国智库在涉华问题分析方面存在的核心问题，从来都不是数据和推演结果的准确性，或者观点的代表性和合理性，而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对抗性思维。美国部分智库长期以“居安思危”为名炮制的各类报告，都暗含着鼓动冲突的危险倾向，对此需从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要警惕以对抗思维看待中美关系的认知局限。批判对抗思维，并非否认中美竞争的客观存在，而是要全面认识这一思维背后的片面性与高风险性。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零和逻辑，其缺陷在于：首先，忽视了中美关系的多维复杂性。竞争虽为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维度，但绝非全部图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曾指出，即使中美经济出现部分“脱钩”，双方仍可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保持合作，凸显了两国关系的互补性基础。其次，高估了对抗的必然性与紧迫性。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总是在紧张与缓和的动态平衡中演进，合作潜力从未因竞争而彻底消解。最后，潜藏战略误判的风险。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可能导致对双方实力消长的误判，进而引发难以控制的冲突风险。

第二，要理解对抗思维背后美国部分人士“不自信心态”生成的逻辑。美国当前的自信危机源于多重挑战：在经济层面，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全球经济霸权构成冲击。他们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等，而加剧了自己的战略焦虑。在军事层面，他们因中国国防现代化的稳步推进而改变安全认知，传统军事优势的相对弱化促使其产生应激性反应。在内政层面，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信任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内部凝聚力。关税战等强硬政策本质上是美国国内治理困境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这种保护主义倾向和对盟友体系的疏离，不仅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还暴露了其面对自身相对衰落的焦虑心态。这种由相对实力下降、国内治理挑战和对中国崛起的不正常焦虑共同催生的不自信，既是对抗思维的驱动力，但也可能为中美关系提供了反思契机。与鼎盛时期相比，处于调整期的美国更需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第三，要认清中美关系发展的未来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科技飞速发展，各国交流程度加深，世界各国的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和平共处已经不只是基于两国利益的选择，而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世界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经济上的深度融合将继续构成双边合作基石。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边经济动荡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系统性冲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稳定需要合作来维系。历史教训表明，大国对抗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二战后大国通过非直接冲突方式处理分歧，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做法。在核威慑与全球产业链高度融合的今天，中美合作更是能够成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压舱石。

简而言之，美国智库的所谓“持久战能力不足论”，折射出的是用对抗思维认识中美关系的认知偏差与战略短视。美国智库需要明白，零和博弈的陈旧逻辑不适用于当今的中美关系，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以及在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等领域合作的必然性，才应当成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美国一些人的“自信危机”不应成为冲突的借口，而应转化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动力。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唯有通过理性对话管控竞争、以务实合作扩大共识，才能真正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大国责任。这不是选择性的政策偏好，而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的历史需要。（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