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青年学者论坛】

  词话是古代文人评词品词的经典形式，构建了中国古典词学批评领域的独特景观。在历代词话中，清代词话以其丰富的数量和类型、非凡的个性和品质、超轶前代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青睐。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前辈学者如唐圭璋、朱崇才、葛渭君、屈兴国、孙克强等先生相继致力于搜罗词话，辑为丛编，其中清代词话已达一百余部，可谓琳琅满目。然遗珠之憾，仍在所难免，晚清词学家彭凤高的稿本《卷楼词话》就是这样一部久被埋没的著作。

  彭凤高（1820—1889），字庚阿，号箫九，别署野泉。清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苏南望族，曾祖绍咸、祖祝华、父蕴恭等皆曾为官。凤高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历任河南泌阳、汤阴、新野等地知县，充同治癸酉河南乡试同考官，游宦三十余年。工诗，有作品见《晚晴簃诗汇》；擅词，金绶熙称其“半生踪迹，万事悲欢，青眼高歌，红牙小拍，莫不命以笔翰，托于声音，极意芊绵，自成馨逸”（《卷楼词钞序》）。生平著作多遭兵燹，今存世者主要藏于上海图书馆，包括《卷楼诗钞》《卷楼词钞》《词削》《卷楼制艺》《乘槎乐府》《宛行记》《陕行记》《白云山房禀启》等，皆稿钞本。

  彭凤高弱冠时曾向乡贤戈载请教词学，后穷二十年之心力，撰成《词削》丛稿，而《卷楼词话》则是该丛稿中相对独立的一部著作。丛稿卷首有胡澂序及彭凤高自序，前者落款时间署“旃蒙赤奋若余月”，知其成于同治乙丑年（1865）四月。《词话》原书未分卷，共五个部分，每部分卷端均题“卷楼词话”四字。前三个部分合载一册，封面题《词削四》；后两个部分合载一册，封面题《词削五》。昝圣骞先生认为《词削七》也是该词话的组成部分（见《晚清民初词体声律学研究》第七章），但该册卷端仅题“词削卷”三字，且其内容均系从陶樑《词综补遗》凡例及词人小传中摘出，与原创性较强的前者大相径庭，故不当归入《卷楼词话》。

  近人谢之勃称：“词话者，记词林之故实，辨词体之流变，道词家之短长也。”（《论词话》）这在《卷楼词话》中体现得相当明显。该著大约半数内容皆属于“记故实”“道短长”者，对历代词坛名家多有涉及，尤以苏轼最具代表性。在全书一百四十余则论词文字中，有四十五则都是专门评述苏轼作品，表露出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它们多出于个人体悟，妙语迭出，精彩纷呈。如其评《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词云：“东坡和陶，非徒学其诗，实以境类渊明之穷，而惜未学其早退。”点出了东坡慕陶的实质和隐衷。又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云：“坡词神情疏越，此独婀娜有余，情深一往，宜增玉楼人多少伤春情况也，然末句言下已大彻大悟。”剖析了该词的风格与理趣。他还赞叹道：“人人意中语、眼前景莫能道之，惟坡翁善以不经意之笔写出，此不独关乎聪明，实关乎才力也。”并举《菩萨蛮》《南乡子》《蝶恋花》等九首作品中的佳句以为佐证，称其“随手涂抹，惟妙惟肖，如狂草，如劲竹，有意求二，便成笨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其倾倒可知。值得注意的是，彭凤高每每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论词。如在评东坡《归朝欢》（我梦扁舟浮震泽）等表现梦境的作品时，他感慨道：“余自三旬以来，每事亦先见之梦，惜皆恍惚不甚记忆。所梦者亦无一定……而后之所值，往往亦先见之梦中，古今人之相类竟如此。”又评《临江仙》（自古相从休务日）词时，联系自己担任地方官的实际经历，揭示了断案过程中官民言语不通以致“问者声力俱耗”的尴尬局面，从而对“问囚长损气”一语作出了新的阐释。正因如此，彭氏的批评往往能够做到体贴入微，言他人所未言。

  《卷楼词话》最引人注目者还在于其“辨词体之流变”的部分，讨论的问题涉及词调源流与演变、词曲之分界以及词中衬字等多个方面，其核心则在于词律。词本倚声可歌，沦为案头文学之后，所谓“律”理应包含音律和格律两个方面。彭凤高属于典型的声律派词学家，不过，与一般仅停留在文字比勘层面的学者不同，他对乐律学显然下过一番苦功。彭氏的基本观点是“工尺即律吕”，认为“今之曲调，虽名异于古，而实则不异；今之乐器，虽制殊于古，而奏则无殊”（《词削自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音律难求的症结所在：“所恨伶人但知工尺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词人能知其所以然而未谙工尺，不能明其所当然。”有鉴于此，他在《卷楼词话》中提出了融乐工之艺与学人之学、以今乐通古乐的研究思路。在此之前，《九宫大成谱》《碎金词谱》等著作中也出现过类似观点，但很少有人像彭凤高这样从乐理上进行细致推导。综合《词削》丛稿中的《古今乐贯》《宫调谱》等其他文献来看，他在破译白石旁谱、探求燕乐宫调与俗乐工尺谱的关系等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突破。此外，对于宋代以后音谱零落的原因，彭氏给出了自己的推测：其一是遭逢战乱，典籍遭劫；其二是前人以为“中声自在天地”，不必作谱；其三是北曲盛行，古音不复；其四是虽存而无解人，逐渐失传。他还从音乐视角出发，以七音相生理论解释了词中添字、减字、摊破等现象的生成机制。这些虽属零星之论，但也具有一定启发性。

  在彭凤高看来，词的音律与格律之间榫卯相应，“将改工尺以就字，则非此调；将改字音以就工尺，则无此音”。对于今人来说，词乐虽已无存，而词格尚在，当“取万俟、白石、清真、千里、梦窗、碧山、功甫诸名家词谨守之，庶可稍合于万一耳”。基于这一认识，彭氏对格律的讲求十分精细。就字声而言，循着沈义父、万树等人的途辄，彭氏对“去声独异”“上去配合”等说继续发挥，并进一步申明了四声不可随意相代的技法规则；就押韵而言，秉着“韵关宫调，不可不慎”的理念，他一再强调起结、煞尾等处的用韵规范，并提出了“叶韵与换韵不同”“上去通叶，谓上去之韵可通于一调之中，非谓可通于一韵之间也”等观点，都具有新意。可以说，在晚清词坛“词为声学”观持续发酵的大背景下，彭凤高不仅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而且不甘附骥而行，真正参与进了对“声学”理论的建构。

  东坡词虽享有盛誉，然素有“句读不葺之诗”之评，为审音持律者所讥，彭氏既精究声律，却对东坡词推挹有加，貌似不太合理。其实二者并不矛盾，盖前者（东坡词）为性情之所近，后者（词律观）则源于学脉传承。在《卷楼词话》中，彭凤高屡次言及乡前辈戈载的事迹、著述和言论，将其视为学术楷模。他还提到：“戈氏同时诸子，其能恪守成规者，已可谓贤于寻常万万，如朱酉生（绶）、沈闰生（传桂）两孝廉，王井叔（嘉禄）、沈兰如（彦曾）、陈小松（彬华）三茂才，吴清如（嘉洤）比部，皆能循声赴节，以张顺卿之军者。”这些人都是吴中词派的中坚力量。从生活地域、交际网络和词学观念来看，彭凤高具有鲜明的吴派烙印，自然，《卷楼词话》也就可被视为吴派后期理论成果。当然，与吴派其他成员一样，彭氏的词律观念也有过于严苛、不切实际的弊病，但这并非彭凤高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时风气所趋。抛开具体成就不论，彭氏身上那种不惧繁难、上窥古律的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综上，由于《卷楼词话》一直以稿本形式存在，且分散于丛稿之间，故长期不为人所知，是当代词话整理工程中的一条“漏网之鱼”。其实该书无论篇幅体量，还是理论深度，都远超同时期的大部分词话著作。书中既陈列着大量的东坡词批评，可供治苏词接受史者采撷，又蕴含着独特的词律见解，是研究晚清词体学的基础材料。仅就此二点而言，《卷楼词话》的学术价值已不可小觑，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

  （作者：张文昌，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