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很好很好，只要能做作文的材料，都好。”此语出自王鼎钧先生的散文《一只鸟》。尽管这篇散文的主旨是教学生写作文，而我早已没资格坐在教室里，读后也怦然心动。

　　学生写作文，第一要务是搜集“材料”；普天之下的写作者，不也为“写什么”搜索枯肠？“没什么好写的”从来是“爬格子动物”的日常性苦恼。每个写作者都渴望拥有被西方同行视为“永恒”的“爱与死”的故事原坯，一如顾城的“为书舍命”——他曾天真地认为，自己一旦告别世界，他的小说《英儿》就会风行全球。

　　这个世界，凡人占绝大多数。凡人的一生，缺乏血泪交迸、大起大落的戏剧性，每天从床上爬起来，直面重复、刻板、乏味才是“庸常”。而写作的意义并非堵住来路、制造绝望，多数人这般选择：致力于从平凡中见不凡。极端一类，“螺蛳壳里做道场”，一惊一乍，把调换教室座位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渲染得曲折又离奇。

　　一位执着于描绘日常生活的文友，乘坐游轮旅行，从出发那天就开始郑重其事地写日记。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手机响起时，我们坐在客厅里，平静、安稳。“喂，请问哪位？”“喔，是电召车公司！司机到了？”“ 嗯，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出来，谢谢！”我把手机迅速塞到兜里，拖着两个空姐用的那种尺寸的行李箱，刻不容缓地朝电召车的后备箱走去。内人不急不慢地锁门，然后回头看了看，确认窗帘是合上的，从外面看不进去，这才迈步走向电召车的侧门，拉开了，坐进去。师傅见我力气大，故意放慢速度，但也不得不帮我把第二个行李箱装进后备箱。

　　文友把大作发给我，问：“原原本本的生活实录有没有价值？”

　　我怎么好意思泼冷水。一来，写日记是得宜的练笔；二来，单凭一段难定优劣，要看全文的布局、行文与“命意”的有机联系。

　　由此，想起王鼎钧先生的说法，“材料”有两类——能入作文的与不能入作文的。别说一地鸡毛、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就连命悬一线、高潮迭起的官斗、宫斗，也不能照单全收。以什么作为选择的标准？不说全部也指相当部分，须有“题外之旨”，即寄托，也就是具备超越性。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审视”的过程就是过筛、分类、取舍的过程。有造诣的写作者会在内心设置一张“网”，这张网，通俗的称谓是“雅俗之辨”，从而舍弃掉那些俗气的；悟性高者，还会将分辨悉数交由下意识负责。在这方面，写作与生活小有区别，那就是，于后者，酗酒、犯罪、家暴、欺骗、谄媚、傲慢、冷酷之类的非道德行为，是必须抛弃的；于前者，则可能保留之、暴露之，即使不作批判，也摊开来作鉴戒。

　　从这个角度来看，写作者可以把人性之恶、惨痛之失、难言之隐作为材料，如果处理得当，一样会不朽。卢梭的《忏悔录》就是范例。

　　王鼎钧先生在《一只鸟》中，针对“材料”做的结论是如何引出的？下结论之前就近取譬：他很想敲锣打鼓沿街问：“你们家里养鸟没有？”他很希望有人开门出来回答：“我养了一只鸵鸟。”鸵鸟，在哪里？“动物园从非洲引进了一只鸵鸟，征求大家捐款认养。我每四月捐五块钱。”他认定这是“好材料”。

　　如此说来，作人和作文的道理是相通的，但有层次上的区别。作为“自然人”那部分，生命和生理的自然规律，哪怕毫无意义，也无法规避，不妨试着让人生充满可入作文的“好材料”。作文呢？给在游轮上坚持写日记的文友提提意见：事无巨细的“照录”后面，要加上一重“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