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健骥

北平贡院西大街 戴 泽 1946年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父母也是北京的平民，从我出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作，全家人一直在西城的胡同里辗转。说来惭愧，我六次搬家，竟没住过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典型的四合院通常是独门独户，长辈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如果一个院子里住几户，则为杂院，户数再多，便是大杂院了，我就住过有二十户人家的大杂院。上世纪七十年代，杂院里的住户为了扩大自家的使用面积，开始私搭乱建——杂院又增加了一重意思，不仅“杂”，而且“乱”。

　　住户一多，生活自然有颇多不便，但邻里们共处一院，门对门、户对户，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往来密切。

　　我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是西直门内南小街椿树胡同六号。这个院子很大，从东到西占了半条椿树胡同，从南到北横跨两个胡同——前门在椿树胡同，后门在井儿胡同；大院子里套着五个小院子，中间有个挺大的花园。我家租的房子在后门尽西头,是南北相连的两个院子，北院有三间北房，住着一户姓臧的人家。臧大叔是一所中学的校长，臧大婶患有精神疾病，一犯病，就抄起练武的大刀，坐在花园压水机的石槽上连哭带喊，还不时用大刀剁石槽。臧家有一儿两女三个孩子，小儿子宁超淘得没边儿，臧大叔总想揍他。每次要挨揍，宁超就跑到花园里，噌噌噌地往树上爬。淘气归淘气，宁超的学习成绩很好，臧大叔也拿他没办法。

　　我们家住的南院有三间大北房，前廊后厦，屋况不错，是木地板，高大妈一家与我们合住。说起来，这里也有故事。我们两家人原本住在官园甲五号，我家住东房，高家住北房；在高家之前，北房住的是杨家。杨家有杨大妈、杨大姐、杨二姐三人，杨二姐静芳比我哥哥大两岁，会唱戏，能彩唱，小小年纪就成了小有名气的票友。学校放假的时候，她看我哥哥没什么事，就跟我母亲说：“大妈，让健骧跟我去戏园子吧。”母亲同意了。她跟我哥哥一说，我哥哥也同意了。就这样，哥哥成了杨二姐的跟包的。后来，父亲失业，朋友在新乡给他找到一份工作，我们一家人就迁往新乡，哥哥还考上了开封师范学校。1945年，再度失业的父亲带我姐姐返回北京。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在昌黎税务局谋到一份差事，姐姐只好一个人住在官园甲五号，我和母亲、祖母则沦落至开封。

　　有一天，我跟母亲出门，没走多远，就听见有人叫“大妈”。定睛一看，原来是杨二姐。我母亲问：“你怎么来开封了？”杨二姐一下抱住母亲，哭着说：“大妈，你们走后，我妈跟我姐姐都去世了，就剩我一个人，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去唱戏。有个男人，但凡有我的戏，他一定来听，后来他说要娶我，我就同意了。一开始，他对我还不错，可当他把我带到开封，慢慢儿露出了本相，他欺负我没有亲人，经常找茬儿打我，您看看，我身上都是血道子……”杨二姐一边说，一边露出胳膊给我母亲看。母亲心疼地说：“孩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找了这样一个人！”杨二姐哭得更凶了，说：“大妈，我早就不想跟他过了，我上您这儿来吧，我愿意嫁给健骧，行吗？”她转过身，又对我说：“二姐给你当嫂子，好不好呀？”我说：“好！”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嫂子是什么意思。母亲说：“小孩子懂什么！静芳啊，咱们知根知底，你这么信得过大妈，也是咱们的缘分。不是大妈嫌弃你，可大妈这儿都快要饭了，再添一个人，就更没法儿活了。”杨二姐说：“大妈，我懂了，那我走了，不耽误您工夫了。”打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杨二姐，不过我一直记得她。她临走时无助的表情，我难以忘怀。

　　回过头来再说高大妈。杨家把北房腾出来以后，高家就搬进来了。不久，房东要收房装修，大家都得搬家，我姐姐一筹莫展，毕竟她只有十五六岁。这时候，高大妈找到椿树胡同六号的房子，她看我姐姐为找房发愁，就说：“小姑娘，要不你先跟我们搬到椿树胡同去吧。”姐姐听后，感动地掉了泪，连说：“那敢情好！高大妈，谢谢您！”就这样，我姐姐跟高家搬到椿树胡同了。在那个年代，邻里能如此信任，着实不易。

　　1947年底，我和母亲、祖母返回北京，找到官园甲五号，才得知姐姐已经搬家。到了椿树胡同六号，全家人抱头痛哭，姐姐哭得尤其厉害。待平复下来，她告诉母亲高大妈是如何照顾她的，母亲很感动，忙向高大妈道谢。高大妈说：“我们跟小姑娘过得像一家子似的，我拿她当亲闺女，谢什么！”

　　高家有五个孩子，老大叫大萍，正在新街口的教会学校盛新女中上高中。一次，大萍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被抓起来了，这可把高大妈给急坏了。还好，过了两天，警察觉得她只是个小姑娘，就把她放出来了。

　　高大爷是做生意的，看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有一阵子，他做烟卷——木架子上开两个槽，每个槽上装一根铁棍，放上烟纸，装上烟丝，把铁棍从这个槽推到另一个槽，就卷成一根烟卷。这是两根烟卷的长度，将若干根放到另一个木架子里，从中间锯开，就成了标准长度的烟卷。高大爷不仅做烟卷，还印了烟盒，有牌子。我和母亲住进来以后，高大爷就跟母亲商量，能不能帮他做烟卷，母亲爽快地答应了。看来高大爷的生意不错，一人工作，能养得起七口人。

　　我们住的这个院子里还有两间比较低矮的灰顶西房，是祝家两口子的，夫妇俩没孩子，好不容易怀上一个，流产了。祝先生没有固定职业，但他有一手做假古董的绝活儿。他曾送给高大爷一个假陶舞俑，烧好后故意将一只手敲掉点儿，再把颜色抠去几块，放到玻璃盒里，几可乱真。据说他做完了假古董就往琉璃厂卖，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故宫博物院招去修文物了。

　　北院的臧家搬到什么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但有一天我跟母亲出门，在阜成门内大街碰见了臧大婶和宁超。母亲问起臧大婶的病，她说：“我是装的。您想想，我们家老臧是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要没点掩护，不早就被抓起来啦？”说着，她大笑起来。原来如此！

　　在椿树胡同也没住多长时间，北平就和平解放了。解放军“号房子”时，把这个院子“号”上了，给房东在阜成门内大街找了个小四合院，算作补偿，租户自己找房搬家。高家搬到天津了，我家在半壁街小后仓甲四号找到三间棋盘心的北房，谁知这个房子一下雨就漏——外头大下，里头大漏；外头小下，里头小漏；外头不下，里头还漏。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雨水了。对此，房东一筹莫展，他也没钱修房，建议我们趁早搬家。还好，房管局说他们在阜成门南顺城街183号新盖了几间房，我们可以搬过去。

　　从南顺城街北口进去，第一个院子就是183号。新盖的是三间南房，我家住两间，旁边一间住着沈家两口子。不知怎的，沈大叔和沈大婶很快就喜欢上我，他们没有孩子，便跟我母亲说：“让健骥当我们的干儿子吧。”母亲说：“好啊！”马上让我给干爹干妈磕头。干爹干妈对我确实不错，他们上街时总要带着我，还领我到中山公园西侧的露天剧场看过两次京剧，一次是《玉堂春》，一次是《乌龙院》。干爹干妈给我买了零食，我一边吃，一边听台上咿咿呀呀，听不太懂，就通过字幕了解剧情。

　　一天上午，母亲听到院子里有人喊鲁大妈，出屋一看，是大萍的大妹妹二萍。二萍看见母亲，扑过来，紧紧抱住她，哇哇哭起来：“大妈，我想死您啦！”母亲奇怪地问：“二萍，你怎么来北京了？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二萍说：“我考上了天津中西女中，学校组织我们来北京玩儿，早上刚到，住在女三中。来之前，我妈嘱咐我一定要看看您。我先去的小后仓，人家告诉我您搬到南顺城街第一个门，我就找来了。”“大萍他们怎么样？”母亲又问。二萍说：“我姐参加志愿军，去朝鲜了。小妹也上学了。”她又问了问我家的近况，然后转身就要走。母亲说：“你这孩子，到鲁大妈家来，哪儿能一阵风似的，说走就走呢？总得吃顿饭吧？”二萍说她是请假来的，得赶紧回去。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母亲说：“这孩子，也不留个他们家的地址，我们写信都不知道往哪儿寄！”

　　尽管住杂院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邻里间的感情，教人难忘；岂止难忘，住过杂院的人，真处得像一家人似的，哪怕分开了，还互相惦记着。这种感情，简直融化在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