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网

　　作者：朱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存世的明清档案中，明代档案数量有限，清代档案较为完整，已知有两千万件。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清代档案的整理和刊布在探索中拉开帷幕，经过几代学人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些卷帙浩繁的清代档案，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其中与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是清国史馆和清史馆档案中的儒林、文苑传及部分大臣传稿档案。近年来随着档案数字化和整理出版的持续推进，这些档案不管是从文献数量、文本质量，还是所体现的文学史价值，对清代文学研究来说都是亟待开发的历史文化遗产宝库。

　　儒林、文苑两传档案形成及其价值

　　据时任清史馆总纂夏孙桐记载，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阮元主持纂修儒林、文苑传到民国初年最终形成《清史稿》的儒林、文苑传，《儒林传》经过八次编纂、《文苑传》经过七次编纂。其中《儒林传》始创于阮元，《文苑传》最初则由陈用光、潘锡恩、陈沆纂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两传又经方俊、蔡宗茂进行了删并，光绪六年（1880年）缪荃孙、谭宗浚等人又续修两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续修。至民国年间修《清史》，缪荃孙重任其事，以儒学、文学为名纂辑两传，又先后经过马其昶、柯劭忞的纂辑修改，最终成为《清史稿》之《儒林传》《文苑传》。而这些历次纂修的稿本，最终也形成了当下存世的多种儒林、文苑传档案。

　　然而迄今在清代文学研究中，对这些档案的关注和利用仍较有限，为人熟知的还是《清史稿》的相关汇传，并主要被作为考察人物生平的资料使用。不过在清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有清一代统治者普遍热衷参与文学批评活动，通过御制诗文集、钦定总集及撰写序跋乃至颁布诏谕、席间言谈等方式，对当时文学风气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当时的官定文书即使到了清末也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道光以后，当时士人用来判断一位学人分量的主要依据，便是《国史》中是否有传、评价如何。比如光绪年间李恒在编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时就强调“本人有国史馆本传者均将史传首列”，甚至到了民国初年，学人对《清史稿》儒林、文苑传应收入何人，传目应如何分合，何人应入儒林，何人应入文苑，仍颇为重视，产生了多种评价。恰如学界所注意到的，“一旦被宣付国史馆立传，即使传本只是贮存在国史馆内，一般人无法读到，仍然可以产生很大的权威”（参见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由此可见，这些不同时期清廷纂修儒林、文苑传所形成的档案，不仅代表了清代不同时期统治者对本朝文学的态度和认识，同时也是清代官方对本朝文学发展脉络的系统论述。可以说，清代文学研究相对于此前历代文学研究的一大便利，除了丰富的存世文献外，还有其他朝代无法企及的官方档案材料。

　　两传档案利用与文学史研究的自主路径

　　进入民国以后，这些历次纂修儒林、文苑传流传下来的档案，从代表清代官方威权的指导性文献逐渐转变为后世对有清一代学术和文学成就的总结，其文献性质的转变，曾使对两传的讨论成为一时学人的焦点，不仅开启了对两传内容及其所收人物的评价，同时也为此后的研究利用提供了便利。其中，首先为时人所关注的是《清史稿》的儒林、文苑两传。1914年初清史馆开设不久，参与其事者就对儒林、文苑两传多有意见建议，比如吴士鉴就认为，《文苑传》应以阮元所修国史馆《文苑传》为依据，“除国初诸大家外，其余以有著述卓然可传者为限，或诗，或古文家，或骈文家，或金石学家，或校勘之学家，或文选学家，必须学有专长，方可列入此传”。（吴士鉴《陈纂修体例》）在《清史稿》出版后，各方的评论则形成了对两传的首批研究者，比如朱师辙、张尔田、傅振伦、李权、王伯祥均指出了两传所存在的问题。这些评论虽然形式不一，却奠定了两传研究的坚实基础。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儒林、文苑两传学界鲜有作专题研究者，这种情况直到进入21世纪初才有所改观。王汎森通过对存世《儒林传》档案的梳理，不仅关注到儒林、文苑传编纂背后的思想因素，也提示了不同版本的儒林、文苑传稿及其纂修档案的存在和历次稿之间的差异，开创了晚近对两传档案利用的滥觞。近年来，随着档案数字化力度不断加大，尤其网络查档的逐步开放，以及对清代文学研究偏见的转变，围绕清国史馆、清史馆的儒林、文苑传稿及其相关档案的研究逐步展开，以陈祖武、陈鸿森、戚学民、李思清为代表的学者，聚焦两传及其存世档案的形成过程，爬梳清廷对本朝文学史的建构，以历次传稿档案为中心深化对清代重要流派、重要学者作家的文史研究，为进一步拓展清代文学研究作出了积极探索。

　　以《文苑传》为例，从历次纂修档案可以看到，甚至到了民国年间修《清史》时，能否进入史传都是时人及门生家属趋之若鹜的事。从嘉庆末年创编到民国初年《清史稿》成，《文苑传》历次档案稿本逐步形成了清代官方对本朝文学史的建构并不断进行调整。诗学方面从最初以钱谦益、王士祯为中心的顺康诗学，到沈德潜、蒋士铨、袁枚、赵翼在不同阶段稿中对乾嘉诗学史的续写，再到道咸以降同光诗派，呈现清代诗学的发展脉络；古文方面呈现从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到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及阳湖派张惠言、恽敬、陆继辂等，再到清末吴汝纶、李慈铭等为主线的发展史。此外，在词学方面则对阳羡、浙西、常州等派主要学者兼有记载。因此，在梳理各传稿档案基础上，逐步考察清廷在不同时期对本朝文学史的建构、调整、续写以及对代表性学者的定位，探究其对本朝诗文成就的评价，揭橥官方视域与私人记述之间的不同认知，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分科体系传入与文学革命影响之下，传统文苑传编纂的坚守与调适，可以说是当前清代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借助这些存世的清代档案，从具体历史实际出发，梳理清代文学发展演进脉络，或许将是进入清代文学史的一条新路径。

　　明清档案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近年来通过对儒林、文苑传档案的利用，清代文学研究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也有力证明了深入挖掘阐释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对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随着研究逐步深入，厘清存世档案及各版本的形成时间，加快对两传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并形成权威文献整理成果，聚焦文化传承发展视域下清代文学史建构，既是利用档案开拓清代文学研究的新进路，也是着力赓续历史文脉的重要工作。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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