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一届政府推动“对等关税”政策，试图以贸易壁垒扭转逆差、重振制造业、填补财政缺口，重塑“美国优先”的新国际贸易秩序。但从经济规律和现实表现来看，这一政策路径不仅无法实现其目标，反而会在通胀、增长和市场稳定三方面制造结构性风险，注定不可持续，且代价高昂。

首先，大幅抬高企业成本，推升结构性通胀。据预测，受关税影响，2025年底美国核心PCE通胀率将升至3.3%，显著推升通胀预期。多位美联储官员表态，为防止通胀冲击演变为长期性物价上行，需维持现行政策立场不变。这可能导致美国陷入“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的政策困境，压制需求、抑制投资，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扰乱资源配置，削弱经济增长动能。根据供给侧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依赖于效率提升和要素优化。高关税扭曲价格信号，迫使企业重构供应链、承受成本冲击，会导致短期效率损失与长期产能错配。摩根大通已将2025年美国经济衰退概率上调至60%。美商务部近日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GDP环比按年率计算萎缩0.3%，已释放增长减速的明确信号。

第三，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冲击投资者信心。近期美股大幅回调，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破4.5%，反映市场对财政负担和政策路径的高度不确定性。持续反复的关税调整严重干扰企业决策，削弱投资者信心，加剧资本流出，动摇美元资产的全球信用地位，可能危及美债全球避险地位。

第四，财政压力同步上升，政策工具空间收窄。2025年，美国将有9.2万亿美元国债到期，叠加高利率环境，融资成本急剧上升，而特朗普还在推动国内减税，扩大军费。其意图用关税弥补财政缺口，但据美国税务基金会预计，2025年新增关税收入仅为1666亿美元，占GDP比重仅0.55%，远无法覆盖每年逾1.5万亿美元的赤字缺口。更严峻的是，关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与物价上行，反而会导致税基萎缩，陷入“高支出、低收入、高融资”的财政挤压陷阱。

在全球经济高度互联的背景下，以关税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不仅忽视了贸易摩擦所造成的深层结构性代价，更难以为经济注入可持续的增长动能。而其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产业扭曲与政治反弹，最终将反噬政策本身，注定不可持续。

柯静（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