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民峰

近日，是否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成为几大外卖平台营销的热点话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此前发布的《中国就业形态多样化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3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9.4%。网络直播、平台骑手、自由撰稿人、独立设计师等都是灵活就业的主要群体。这些群体的出现，既反映了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也带来了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课题。

当前，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面临系统性挑战，如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收入分配不透明等。

一些平台企业通过“外包协议”“服务合作”等形式，刻意模糊劳动关系边界。当劳动者主张权益时，平台常以“合作关系”为由规避法律责任。灵活就业人员大多需自行缴纳社保，因收入不稳定，实际参保比例较低。此外，部分平台算法的“黑箱”操作导致计费规则复杂，部分劳动者收入被分包商抽成。为维持生计，许多劳动者不得不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这不仅影响身心健康，也带来安全隐患。

因此，当我们享受灵活就业人员带来的价值时，有必要深入思考：平台经济如何在保持其用工灵活性优势的同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面对灵活就业权益保障的复杂局面，我国已开始多层次的制度创新探索。

2023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系统回应了这一群体的权益诉求。各地也相继出台配套措施，如广东省明确要求平台企业报告用工情况、管控在线时长并依法参加社保。

另外，司法实践也在不断突破传统框架。上海某法院在审理外卖骑手案件时，根据实际用工情况认定劳动关系，破除平台以“外包”规避责任的“障眼法”。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则通过“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三重标准，为新型劳动关系认定提供了裁判指引。

然而，政策文件和司法案例虽具指导意义，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鉴于现有劳动法律体系主要针对传统固定劳动关系，难以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笔者呼吁政府在立法、监管和服务三方面协同发力，以保障灵活就业者的相关权益。

立法上，应加快修订劳动合同法或进行专门立法；监管上，可要求平台企业定期报告用工情况，加强对算法定价、抽成比例的监督；服务上，应优化社保经办流程，探索适合灵活就业特点的参保方式，从根本上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在灵活就业时代，亟需构建平台负责、社会参与、劳动者自护的共治生态。

平台企业应当摒弃“规避责任”的思维，主动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这包括优化算法管理，确保收入分配透明；建立科学的工作时长管理制度；为不同用工形式的劳动者提供相匹配的保障措施。目前已有部分平台开始为骑手缴纳社保，其意义价值全社会有目共睹。

司法救济渠道也需要进一步畅通。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认定难、举证难”的特点，可推广“一站式调解”机制，促进纠纷源头化解。此外，应简化小额争议处理程序，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

劳动者自身的权益意识与职业能力的提升同样关键。平台经济下，劳动者需要了解自身权利，掌握必要的维权知识，提高维权能力，在有需要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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