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视听观察】

  从岁末年初上线的《我是刑警》《驻站》到近期热播的《黄雀》《借命而生》，短短半年间已有六七部悬疑涉案作品播出反响热烈。当下，中国悬疑涉案剧创作已经达到了作品数量多、播出密度大、社会影响广、观众期待高的新阶段。以这样的文化现象为契机，总结中国悬疑涉案剧的类型谱系、发展方向，以及何为观众需要的高标准艺术作品等经验，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类型谱系日趋丰富

  中国悬疑涉案剧的创作，主要呈现出五种不同的探索方向。第一种为纪实向，对真实案件进行精准还原与深度解构。比如，《我是刑警》对多起震惊全国的真实案件进行改编，通过严谨的案情复现与细节刻画，再现刑侦人员在侦破过程中面临的技术瓶颈与资源限制，展现公安干警运用现代刑侦技术的破案智慧，既满足了观众的认知需求，又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发展推动刑侦事业的进步。第二种为推理向，以严谨的逻辑架构见长。这类作品通过设置精妙的案件谜题和缜密的线索网络，引导观众与主角同步进行推理分析。典型如《新生》，采用“暴风雪山庄”叙事模式，并融入“剧本杀”的游戏化思维，通过任务驱动型的人物设定，构建出极具沉浸感的推理体验，充分展现了悬疑剧的智力魅力。第三种为社会向，突破案件本身的局限，实现了从罪案叙事到社会观察的升华。这类作品将个案置于广阔的社会语境中，通过呈现罪案的发生和侦破过程，折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以《猎罪图鉴》为例，该剧以模拟画像师这一独特视角，串联起整容医院杀人案、家暴反杀案等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中容貌焦虑、家庭暴力、职场性别歧视等结构性社会问题，实现了娱乐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统一。第四种为生活流，实现了罪案叙事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合。这类作品通过将悬疑案件嵌入市井生活的肌理，建立起案件与观众的情感连接。典型案例《驻站》以驻站警察的日常工作生活为叙事主线，通过东寨村这个微观场域，细腻刻画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图景。这种创作路径因其强烈的现实质感，更容易唤起观众的连接共鸣和身份认同。第五种为电影化，代表了悬疑剧在视听语言上的创新尝试。虽然关于“以电影化为标准提升电视剧品质”是否合理的相关讨论尚无定论，但同样作为视听艺术，电视剧学习电影语言和电影画面质感无可厚非。所以，电影化作品借鉴电影叙事技法，通过长短镜头和远景、中景、近景等景别的艺术化切换，顺叙、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段以及时空并行、时空交错、时空嵌套、时空循环等叙事模式的创新性运用，显著提升剧集的艺术质感。例如《漫长的季节》建构跨越近20年，在1997年、1998年、2016年三个时间节点无缝切换的叙事结构，使故事讲述在回忆中行进，在行进中回忆。与此同时，作品以诸如湛蓝的深秋天空、悠长高亢的火车汽笛、纵横交错的铁轨等意象，营造东北工业美学意境。有观众评价，该剧的质感和深度堪比艺术电影。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度追求复杂的叙事可能会抬高剧集的观赏门槛，削弱案件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进而影响作品的大众传播效果。因此，悬疑推理剧在探索电影化的过程中，仍需审慎把握艺术表达与观众接受度之间的平衡点。

  当前创作实践表明，纪实向、社会向和生活流三种范式因其扎实的现实根基和独特的审美特性，更具可持续发展和创作借鉴价值，能为之后的悬疑涉案剧创作提供更多借鉴。

人民警察形象得以彰显

  不论是何种探索方向，悬疑涉案剧都要有人民警察的鲜明形象塑造。这是这类作品不可动摇的正向力量所在，也是我国悬疑涉案剧与西方悬疑涉案剧的主要区别之一。一旦公安执法人员形象缺失或者被弱化，即便作品拥有极强的悬疑性、生活流、社会向特征，也会导致作品在主题和价值引导，乃至社会影响力上发生偏差。简言之，中国刑侦涉案剧的基本叙事逻辑是“正义如何战胜邪恶”，而非“邪恶如何戏弄正义”。这不是简单的艺术手法选择问题，而是关乎作品价值根基和创作导向的原则性问题，更是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必须坚守的创作底线。从这个角度看，当下一些悬疑涉案剧也还存在创作失焦的情况，偏重讲述反面人物的成长历程，着力表现犯罪分子的情义、魅力和不得已，美化其犯罪行为，让观众心疼、喜爱甚至崇拜。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价值偏差。

  进一步说，要让悬疑涉案剧拥有更高的主旨立意和更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就应当着力展现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历程和司法理念的更新完善。比如，《我是刑警》中郭凤英诈骗案因牵扯诸多部门，历时多年始终无法通过检察院审查起诉。这个故事让观众了解了预审工作的重要性。在调查朱玫玫失踪案时，警察在没有受害人线索的情况之下，通过仔细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波动来检测谎言，找到了案件突破口。这一故事体现了心理测试辅助破案的独特作用。《沙尘暴》则以老警察葛大杰、中年警察陈江河、青年警察罗英玮三个不同代际的警察形象贯穿故事其中。这三个警察形象，代表三种对案件不同的刑侦理念，或凭借经验，或诉诸理性，或靠口供和实证，引发人们对于刑侦理念、法治观念演变发展的关注和思考。这些内容生动呈现了我国司法制度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迹，细致勾勒出中国法治建设不断迈向成熟完善的壮阔历程。这种让人看到司法进步带来的希望曙光的叙事策略，为中国悬疑探案剧赋予了强大的艺术张力和思想感召力。

遏制犯罪根源成为题旨

  西方悬疑探案剧往往存在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聚焦罪犯心理动机的深度剖析，二是倾向于将恶行归因于人性本质。这种创作路径容易给观众带来消极暗示，让人产生“恶是人性必然”的认知偏差。相较之下，中国悬疑涉案剧始终秉承“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文化理念，在犯罪动因的探究上避免将恶行简单归咎于人性本质，而是着重剖析特定社会环境中个体经历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始终保持着对人性向善的期待与信心。这种创作理念不是对人性复杂性的回避，而是以更具建设性的视角，展现社会环境改善与个体救赎的可能性，为探索“如何遏制犯罪的社会根源”的课题提供现实启示。

  比如，《开端》中的陶映红与王兴德夫妇原本生活幸福，却因女儿王萌萌意外身亡，无法忍受丧女之痛，而失去理智。结局处，二人从警察口中得知了女儿去世的真相，终于解开了心结，放弃了计划。两人被带走的那一刻，原本暗淡的眼中又有了光彩。那里面有对痛苦的释然和对生活的希望。同样，在《黄雀》中，黎小莲担任犯罪头目佛爷的智囊，负责策划盗窃、监视警方动向，并利用诊所位置通风报信。看似恶行累累，但最初加入犯罪团伙是为了救弟弟，实属无奈。不仅如此，她会自掏腰包帮助走投无路的母子前往大医院就医，在警察郭鹏飞与犯罪分子进行激烈打斗时出手帮助。这些情节将犯罪动因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将个体命运与社会转型发展相关联，在犯罪叙事中预留救赎空间，引导观众关注角色命运，坚定人们对善的信念，激发大众对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思考。

  总而言之，当下中国优质悬疑涉案剧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创作者既通过案件讲述引入悬疑故事，又昭示了法治进步的时代力量。观众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不仅是惊心动魄的罪案侦破过程，也是徘徊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罪犯的自我救赎经历，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执法者如何在情与理、罪与罚的辩证关系中，守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故事。这种将个人命运、司法实践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的叙事智慧，正是中国悬疑涉案剧最珍贵的艺术品格。

（作者：李京盛，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原蕊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