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推荐理由：《中国经典》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经》《春秋·左传》。理雅各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将儒家最重要的经典翻译成英文，合称为《中国经典》。他的译本在很长时间里在西方是权威性的标准译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牵头出版的理雅各《中国经典》多种版本汇编，为孔子诞辰2575周年献上了诚挚贺礼。这是西方汉学研究人士案头必备之书，也是儒学典籍英译巨作。丛书共分5卷，由理雅各《中国经典》的英文原版和中文导读组成。其中，英文内容完全保留了原版书的排印方式，即经传分明又有机统一的排印方式，便于读者从经文读至传注，再从传注读至经文，在经传之间回环往复阅读。中文导读部分由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丁大刚执笔，内容涵盖英文原版书序和各章绪论的全面流畅的中文翻译。同时，为提升读者阅读体验，帮助读者从整体角度认识并理解丛书，丁大刚还撰写了总论，结合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逻辑清晰地介绍了《中国经典》的译介出版始末、典籍特色，以及理雅各译本问世之后，各界人士的评价及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是19世纪英国的汉学大师，是中国经典英译的践行者，是把西方汉学研究带入新进程的引领者。因为他的巨大贡献，西方汉学研究得以从“儒莲时代”进入“理雅各时代”。理雅各在西方汉学史、中国经典外译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他翻译的中国经典数量前无古人，是英语世界唯一完整翻译“四书”“五经”的学者。德国传教士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曾赞誉理雅各的译本“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可靠性上，没有人可以与之相匹敌”；即使与理雅各生前曾发生过争论的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也在他去世后写道：“理雅各的著作对中国研究是最伟大的贡献，在今后的汉学研究中，人们将铭记他的贡献。”

　　理雅各自1840年到马六甲传教站后便开始研读《论语》及相关儒家经典，并将此后的五十余年倾注到中国思想典籍的译介、阐释与传播中，晚清儒家学者王韬评价他“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以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理雅各对中国思想典籍的翻译成果被集结成《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两大系列，在中国香港和英国陆续出版，甫一问世便蜚声国际，影响力绵延百余年，至今仍然是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经典研究的重要借鉴。

　　随着理雅各从一名普通传教士蜕变为资深汉学家，他成为站在中西思想交会十字路口的先驱，架设起了一座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理雅各的初衷虽是为了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但他真正的成就却是将中国思想文化传至西方，诚如他在《中国经典》第一卷1861年版序言中说到的那样：“中国人是最大的一个人类家族，世界其他地区有思想的人不能不了解这数亿人所赖以生存数千年的思想。”在这样的觉知下，理雅各的译介思路和翻译策略充满严谨和虔诚，使得他的译本不仅尽可能完整地翻译原文面貌，还提供了长篇绪论与“经文辩读”式巨幅注释。

　　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读者也抱持着极大尊重。他曾说：“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丝毫不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在意……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而他在译介注释过程中，切实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所写的脚注不仅包含音韵说明、语义阐释，还旁征博引、译注互补，在诠释文本的同时，极大传达了儒学典籍的人格之美、思想之美和睿智之美。典籍不语，而是透过一页页纸张告诉我们：真正的经典从不会在语言的切换中失去灵魂，反而能在多元的文化土壤中焕发出持久的活力，沉淀成为跨文化对话的精神史诗。这部诞生于殖民扩张时代的译著，改写了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猎奇式东方想象，以惊人的学术严谨性叩开了东西文明深层对话的大门。

　　通过阅读《中国经典》五卷本，读者可以想象理雅各的译介注释过程，可以感受这位投身中国典籍研究中的西方译者，是如何吸纳“以义解经”的注疏范式、如何贯彻丰富厚重的翻译策略，从而兼顾到中国经学传统与西方文化语境，呈现出这样一部儒家思想译著的旷世经典，令当代学者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后，仍然不吝赞美地誉其“为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提供了更直接的线索”，“发挥着让世界了解中国儒家经典的典范作用”。

　　理雅各多元的身份和丰富的经历，使得他对中国经典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和思考，构建了自己的中国知识系统。他对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不但在19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引发深远影响，更能在人类文明亟须交流沟通、互学互鉴的当下，启迪读者新的感悟。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经典》五卷本多种版本汇编，我们可以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起点，全面审视理雅各一百五十多年前对儒家经典的译介阐释，更加深入地解读理雅各带来的这场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推动西方世界理解中国的、伟大的跨文化实践。

　　重读《中国经典》，可以洞悉西方汉学的发展史，可以探究儒学思想与西方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透视早期西方学者的文化观念与文化立场的流转，从而重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片段；重读《中国经典》，更能让当下的文化传播工作者，体察西方思想者对原有文化底色的坚持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通过他人的目光生成镜像文化认知、重新审视自己，从而思考当代世界文明对话的方法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石，书写文明互鉴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