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亚娟 张荣旺 上海 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开启了出海征程。如今，中国企业逐步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从“业务出海”向“组织出海”，从“制造出海”向“智造出海”的蜕变。

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激烈碰撞的当下，中国企业出海不再仅仅是寻求出口市场的扩张，而是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年来，逆全球化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这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企业出海时，必须考虑如何赢得更多国家的欢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一是企业出海要有产业联盟意识，努力融入当地市场环境和生态，成为目的地当地“好公民”；二是必须关注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确保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稳健前行；三是高度重视文化沟通和交流，出海要“融入”国际市场，而不是占领市场。

中国企业扬帆远航

《中国经营报》：有一句时髦的话“不出海就出局”，出海是企业唯一的出路吗？

陆雄文：很多人提出“不出海就出局”，我认为这一说法过于绝对。但作为崛起的国家，国家层面、企业层面、个人层面，都会有全球化发展的雄心和愿望，不会甘于只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地方市场具有某种相对竞争优势。

从国家角度看，中国不仅要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要成为全球经济的某种引领者，要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要能够成为各领域的主要玩家。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在推动中国企业迅速融入全球经济，这是过去三十年我们所看到的。

三十年前主要是产品出口和国际贸易，凭借廉价的资源、土地、原材料、劳动力，中国为全球提供廉价产品，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三十年前，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和美国谈判最惠国待遇争取加入WTO。

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积累了大量外汇和资本，资本要逐利，要寻求世界范围的发展机会，所以有更多企业开始到海外设厂，或在海外收购资产。

《中国经营报》：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有哪些特点？

陆雄文：如今，中国企业出海有两个主要的动因：一是科创驱动、技术驱动的出海。中国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在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的打压下，很多技术、装备、核心部件、工业软件、配方都很难采购。如果不实现技术突破，整体工业制造能力就会逐渐衰退，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整体经济规模衰退，也会失去出口竞争力，甚至军事实力都会受到影响。

现在有很多科技人员、技术专家和或者企业的业务高管创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me too”和“me better”方面的产品实现了很大突破，但往往都是局部代替国际供应。这种进口替代在国内最大的市场规模可能在两三百亿元，他们需要寻求更大的市场，这也是很多科创企业需要寻求海外市场机会的原因。

相对来说，科创企业本来应该很受海外市场欢迎，因为我们能够提供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让某些国家怀疑中国企业出海的动机，认为这些企业除了生产、销售、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雄心”，因此，欧美国家会对中国科创企业设立公司一事进行非常审慎的审查。

二是全球供应链格局引领下的出海。我们有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实际上是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服务的，在全球供应链转移、重组的大形势下，如果不跟随供应链国际布局变化，会遇到两重困难。第一，国内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利润微薄到难以为继，所以要出海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二，原先过度依赖国外订单，对本土市场缺乏研究和准备，没有商业能力开拓本土市场，因此只能“转头出海”。

我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在“品牌”和“管理”上下功夫。“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并非低端与高级、落后与先进的对比，而应是融合共生的一体的。没有“中国制造”为基础，“中国品牌”也无从谈起。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在特定的语境下，我们将“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对应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的承接与转变，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市场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趋势。

全球化大势所趋

《中国经营报》： 企业出海要注意哪些问题？该如何准备？

陆雄文：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市场，企业出海既面临机遇，也需谨慎应对风险。

第一，要有产业联盟意识，努力融入当地市场环境和生态，成为目的地当地“好公民”。 今天人类社会文明的共识是要成为当地的“好公民”，这一条变得非常突出，要能帮助当地发展，为他们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如果企业属于跟随出海，就要与产业链下游企业、与大客户、跨国公司建立某种战略联盟关系，由对方来提供保护。如果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则需要成为当地市场上的好投资人。当下“走进去”的一个特点是，如果一家或数家头部企业到某个国家投资建厂，与之相关的国内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都会一起出去，这有利于建立产业生态、形成集群优势。“走进去”还要高度融入当地市场，包括建立本土化的团队，与当地政府、社区、媒体、NGO（非政府组织）等保持良好的关系。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短板，所以企业在规划“走进去”的发展战略时，还需要重点考虑海外人才梯队建设。

第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中国企业出海要研究和考虑地缘政治安全问题。近年来，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折，我们处处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掣肘。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些国家可以为中国的投资提供安全庇护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原来我们认为的所谓“友好国家”，并不一定是政治安全的国家。企业家需要研究国际政治问题，要认识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不能用传统的世界观、国家观看待今天的国际关系。

第三，中国企业要高度重视文化沟通和交流，出海要融入国际市场，而不是占领市场。中国企业出海要先学会了解与我们在制度、文化、宗教上存在根本区别的国家，学会融入。在赚取利益以前，有时候要先给予。这是出海的优先问题，做好研究不仅需要个人学习，也要同专家讨论、咨询，寻求当地友好合作伙伴的帮助。从尝试起步，再逐步扩大，从本地向周边国家辐射，然后扩大到更多欧美国家。在这方面，可能所有人都要重新学习。

《中国经营报》：“逆全球化”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现象，对此你怎么看？

陆雄文：过去十多年间出现了“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主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化过程中，一部分人从中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导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美国为例，因为生产制造业被转移出去，大量生产工人和技术人员失业，因此出现了典型的“铁锈地带”（Rust Belt）。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国际分工会日益细化，这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按理说，社会应该对那些在全球化中失去机会的人加以补偿，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当有人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损失却得不到补偿时，他们就会转而支持“反全球化”。一旦一个国家内部矛盾激化，民粹主义情绪被激发，“反全球化”便很可能成为很多欧美国家（尤其是左翼群体）的一项重要政治运动。一些政治家为了赢得民众支持，会放大这一矛盾，从而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并进一步推动“逆全球化”潮流的形成。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美国一家超级大国的局面，美国也是在全球化中获益较多的国家，本来有机会可以更好地兼顾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均衡。但由于美国本身内部的问题，包括多元分化、族群对立、贫富差异的激烈冲突等，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于是“反全球化”这个现象在美国也呈现出来。特朗普利用这一问题加强煽动中下层人士，也让“特朗普政治”的影响从美国放大到全球。

历史上，许多国家并不欢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他们认为可能会带来污染以及对当地民众的剥削。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法律的不断完善，跨国公司也逐渐收敛不当行为，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经济发展规律、国际经济趋势以及世界各国发展来说，全球化是很多国家发展中必然的过程，全球化也必定是历史的主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