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宇

《刀光剑影：中国古代的兵器》杨泓 山西人民出版社

敦煌莫高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中的唐代骑兵

　　嘉定十四年（1221），据南宋《辛巳泣蕲录》记载：“其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震动城壁。”这种以生铁铸成砲壳内置火药的爆炸兵器，出现在南宋时期金军进攻蕲州的战斗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铁火砲进行记载。后来1232年金人守汴梁抗拒蒙古军时，“其守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南宋时期，各地制作铁火砲（现用“炮”字）的数量已十分可观。当时的军事格局，迫使宋军不断提高这种火砲的爆炸威力。但这种对军事科技的追求也在南宋之后，悄然而止。

　　中国对火药的认识与军事应用，经历了从开创性领先到逐渐落后的曲折历程。早在唐代，炼丹家在寻求长生药时意外发现硝石、硫黄与木炭的混合物具有爆燃特性，孙思邈在《丹经》中记载了早期火药配方。但此时火药仅作为“着火的药”用于医疗或仪式，直至唐末军阀混战，人们才将火药绑于箭矢制成燃烧武器，如904年杨行密部将郑璠用“发机飞火”焚烧豫章城门，这是史载最早的军用火药武器。为什么发展如此之早的中国却在热兵器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落后于西方？

　　“祸端”变军事武器

　　中国古代的军事并非热兵器逐渐替代冷兵器的过程，而是同时都在发展，只不过热兵器的发展远远比不上冷兵器的发展和运用。

　　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将中国古代的兵器进行了系统的盘点，在他的著作《刀光剑影：中国古代的兵器》一书中，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讲述了格斗兵器（戟、剑、刀、斧）、远射兵器（弓弩）和防护装具（甲胄）的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历史，也涉及古代战车、骑兵乃至火药兵器（火铳、火炮）的兴衰，对与兵事有关的武库、军乐等也有述及，全书旁征博引，对中国古代兵器做了最详尽、最严谨的梳理。

　　中唐以后，在《真元妙道要略》中，已明确记载具有原始火药组分的配方会导致烧毁屋舍等祸事。炼丹家在发明使用火药的过程中，对这类丹方燃烧爆炸性能的经验总结，也为火药步入军事应用领域提前铺好了路。

　　早期的火药只能速燃，当时的火药兵器多以纵火、发烟、散毒为主。基本上就是以砲抛掷各种含有硝、硫、炭和其他组分的火药团和成毯，再外裹些助燃物。将这些物质点燃抛向敌方，大大提高了纵火效率。尤其是混入砒霜、草乌头、狼毒、巴豆等毒剂的毒药烟毯，杀伤力更加惊人，火球加上播毒的效果往往给敌人造成巨大的恐惧。

　　北宋时期火药技术突飞猛进，《武经总要》明确记载三种军用火药配方，硝石含量提升至60%，并添加沥青、桐油等助燃剂，诞生了蒺藜火球、毒药烟球等燃烧性武器。1126年汴京保卫战中，宋军使用霹雳炮击退金军，1161年采石矶之战更首创铁壳爆炸武器“震天雷”，火药终从辅助燃烧转向爆炸杀伤。

　　宋代火器未能持续突破，根源在于技术认知的局限。尽管发明了竹制火枪与金属火铳，但火药中掺杂大量植物油、砒霜等杂质，实际爆炸威力仅相当于现代黑火药的四分之一。更关键的是，工匠们依赖经验改良而非化学分析，如《武经总要》记载的“焰硝”提纯法仅用萝卜或雪水浸泡，无法有效去除硝酸钾中的氯化钠杂质。这种技术路径依赖导致火器发展陷入瓶颈。

　　明代火器的改进与停滞

　　元朝至顺三年（1332）的铜火铳出土实物显示，当时已掌握金属铸造技术，山西洪洞县出土的盏口铳重18.7公斤，可发射1.6斤铁弹丸。但关键的火药配方停滞不前。明代《火龙神器阵法》记载的“神机火药”仍含乌头、砒霜等无效成分，硝石纯度仅80%，而同时期欧洲通过尿液提纯法已将硝石纯度提升至98%。这种技术代差，使得火器始终都无法发挥它的效力。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土木堡之变中，明军三大营携带了5万杆火铳，但因雨雪受潮导致大面积哑火，这5万火铳兵被瓦剌骑兵反复冲击，这些火器根本无法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最终20万大军溃败于瓦剌骑兵。

　　明清时期的技术停滞，本质是制度性衰败。明初火器曾短暂复兴，永乐八年（1410）神 机 营 配 备 单 兵 手 铳 达40%。永乐年间，明朝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火器的控制，将铜火铳的制造和管理重新收归中央。书中通过考古发掘，已发现永乐至弘治年间，出现了天字、奇字、英字、武字、功字等编号的铜火铳。其中正统元年的天字号火铳，编号已经到了98612号，足以见得产量巨大。

　　永乐年间，也对火器进行了短暂的革新，在点火孔上加铸了火药槽和火门盖可以防止风吹散点火源，另外将火铳的前膛改为逐渐内收的锥形，改进了火药引爆后膛的内压力递减的问题。这些小改进增加了火铳的利用率，统一制造也增加了合格率，减少了使用的危险性。但这毕竟只是短暂的灵光一现，之后火器发展就陷入了漫长的停滞中。

　　嘉靖年间，佛郎机炮（明人将葡萄牙、西班牙称为佛郎机）仿制成功，万历年间，宁远之战更凭红夷大炮重创后金。这是历史所记载的荣誉，但另一面是嘉靖年间军器局工匠逃亡率高达70%、万历朝火器图纸竟与百年前《武备志》所载无异。徐光启1629年建议建立“铸炮局”系统改进火炮，却因“变乱祖制”遭弹劾。至崇祯年间，明军火器射程已落后欧洲30年，潼关守军竟用木棍捅燃引信。

　　东西方的分水岭

　　《明史·兵志》：“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这种荷兰制造的大型加农炮“红夷炮”通过海运传入中国。当时的明王朝风雨飘摇，这种大炮一度改变了明王朝的命运。在明军与后金军的战斗中，特别是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红夷炮的火力屡屡击退了后金军的攻势，让当时势如破竹的后金军在小小的宁远城下停滞不前。其后，凭借着关隘与大炮，明朝军队始终将后金军挡在山海关外。

　　红夷炮的表现引起了明政府和后金的重视，崇祯年间，红夷炮被仿制，仅1629年至1630年间，由徐光启督造的大小红夷炮就有400余门，两广总督王尊德也铸造大中型红夷炮500门之多。后金这边，在皇太极即位后，也开始召集工匠仿制红夷炮，并改名为“红衣炮”。后金军一方面仿制红衣炮，另一方面从战争中和明军降将手中掳获西洋火炮，不断壮大自己的部队。后金改名清，入关后，更是掀起新一轮的火炮制造高潮。各种在此时建造的火炮，如今被收进了博物馆中。清政府于康熙三十年（1691）成立火器营，正式建立使用新式火器的步炮兵部队。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中国因自满而心态封闭时，欧洲正经历军事革命：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刺激奥斯曼发展乌尔班巨炮；三十年战争，催生瑞典古斯塔夫的火炮标准化改革。反观清雍正年间，政权已经稳固，严重的保守思想和政治上的腐败，让清朝不再重视火器的研究和生产。由此，火器技术停滞，装备疏于维护，再加上雍正以“满洲根本”为由恢复弓马训练，这种制度性倒退，让火器被束之高阁，成为仓库中落灰的“铁疙瘩”。最终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清军以旧式的枪炮和刀剑，去对抗英军的先进枪炮。虎门炮台放置的明朝仿制佛郎机炮，射程不及英舰火炮的三分之一。

　　书中的系统梳理，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兵器发展的全脉络，对领先和落后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一些有关兵器的文化知识也在书中被提及，比如元末明初之际，在改良使用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火器的威力，遂将原来抛石机用的“砲”字改为现在通用的“炮”，进而体现技术的革新。

　　从火药鼻祖到火器落后者，中国的教训深重。宋代工匠若能建立火药燃烧的氧化反应认知，明清统治者若能打破“奇技淫巧”的偏见，历史或将改写。当东方将“格物致知”引向心性修养，而欧洲高呼“知识就是力量”时，东西方的技术分野已然注定。

明洪武十一年铜火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