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宇

《联动的世界史：19世纪世界中的日本》 （日）南塚信吾 上海文化出版社

　　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通过网络媒介，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万里之外的情况。经济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令人更加理解“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的意义。可对100年前的人们来说，这一观念显得十分突兀，这既缘于彼时信息的闭塞，更在于时人普遍缺乏一种全盘联动的视角。

　　南塚信吾的《联动的世界史：19世纪世界中的日本》，正是以一种全局视角，重新审视19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本书有意打破东洋史、西洋史的概念，也并非以日本作为主线来叙述，而是把世界各地区的事件联系起来，观察和分析它们互相的影响。

　　该书的根本观点是：世界各地区发生的变化是联动的，不存在完全孤立的事件；过往强调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应-冲击”理论，但其实亚洲、非洲的种种潮流，对欧洲有着极强的反作用力。书中将此比喻为“橡胶气球”——如果某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那么其他地区的紧张就得以缓和；某个地区局势缓和，那么就会有另外的地区局势加剧。当然，这里的背景是19到20世纪，今日欧美列强仍在持续瓜分世界，亚、非各国也在谋求独立和发展，世界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

　　在世界各地联通变化的背景下，南塚信吾认为：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是利用世界权力关系的漩涡而达成的，这个漩涡有自己身处其间的冲突，也包括利用其他冲突的形势来完成自己的目标。日本的近代化就是世界潮流的本土化，先体现在明治维新的国内体制重组，后体现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对外行动上。

　　本书依时间分为三个考察的时段：变革时代、民族国家时代和帝国时代。南塚信吾观察到东亚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巴尔干化”现象。在巴尔干地区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时，希腊和埃及本可以联手对抗奥斯曼，争取独立，但埃及站在帝国一边，对进行独立战争的希腊发起攻击。因此，在谋求独立发展中，各个后发国家不选择联合对抗先发国家，而是互相对抗，这就是“巴尔干化”的实质。

　　在变革时期，鸦片战争前，东亚形成了英、印、中的三角贸易，英国向印度输出棉纺织品，印度向中国输出鸦片，中国向印度及背后的英国输出白银。当清朝意欲打破这一情况，并阻止白银外流时，第一次鸦片战争随即爆发。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乃是“条约口岸体制”，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利用该体制在东亚建立了“非正式帝国”，保持着自身的控制力。中国、日本、朝鲜都先后不同程度被纳入到“条约口岸体制”中，区别在于日本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发生的同时，经历了“黑船来航”事件（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化起点），日本所承受的列强压力远小于更早与西方接触的中国，日本幕府随后所签订的条约，虽然在性质上仍属于不平等条约，但实际损失或让渡没有那么大。

　　明治维新如火如荼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历了元气大伤的南北战争，欧洲民族国家日益形成，德意志与奥地利、法兰西相继爆发战争，在中亚地区，英、俄之间的大博弈逐渐加深，可以说，欧洲列强此时自顾不暇，而日本间接地抓住这一窗口期，充分获取海外信息，实施自身的改革。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机遇同样也适用于清朝，但区别在于：清朝的洋务运动还在以保有政体为目标，而日本则明确走上宪政道路。日本在认清国际形势这一层面上，远超当时的清朝。日本国内的维新派，以岩仓使节团为代表，出访欧美后明确提出宪法及其保障自由、民主、独立的意义，随后按此思路开启改革。

　　在民族国家时期，以朝鲜被迫脱离中国的宗藩关系开始，东亚就演进为欧洲式的国家关系。日本在改革中，有两种迥异的思路：其一是国权优先论，提倡自己做亚洲“盟主”，中、朝应在日本指导下实现文明开化；另一个思潮则是亚洲主义论，主张东亚同文同种，应相互振兴以共同抵御西方。1883年的中法战争、1884的朝鲜甲申政变，都进一步让日本看到清朝的国力衰微，最终日本国内也产生了“脱亚论”，意在强调日本独立强大的路线，这也就意味着东亚形成了“巴尔干化”现象。

　　在帝国时期，日本完成了由后发国家到“列强”的转变，这一过程伴随着对中国、朝鲜等地的大肆侵略。日、清甲午战争后，双方签订《马关条约》，然而德国、法国、俄国共同进行了“三国干涉”，要求归还清朝辽东半岛。反英联盟的这三个国家，制定了“远东归俄国，近东归德奥”的原则，他们只不过是想自身占据更多的利益。日本在这一过程中让步，却由此更激发了强军的意志。

　　任何事情皆有两面，日本和英国后来组成“英日同盟”，日本获得英国资本，可以进入英国殖民地，同时也成为英国的“远东宪兵”，客观上促进了自己的地位。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联盟之间在东亚的争霸。日本最终在这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中“惨胜”，让自己在朝鲜和中国的利益得到确认，也让自己“选择以亚洲各民族为垫脚石，加入列强，实践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史潮流。”本书以此作结，然而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