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曹 敏

　　从“半斤八两”到“千钧一发”，从“锱铢必较”到“不失黍絫”，古今中外，重量计量技术不仅是物质交换的工具，更是推动文明演进的关键性制度创新，它见证着人类认识自然、组织社会、建构秩序的漫长历程，也推动了人类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

　　我国古代的重量计量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农业定居生活的逐渐形成，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粟、黍等农作物的存储与分配催生了最早的量化需求，加之祭祀活动对祭品标准化要求的推动，原始计量技术开始萌芽。

　　当时的计量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人体为参照，譬如以单手抓握谷物为基准量的“把”，以双手合捧为基准量的“掬”；另一种是以自然物为参照，譬如以一颗黍粒为基准量的“黍”，以一百颗黍粒为基准量的“铢”。

　　记载夏代历史的文献汇编《夏书》中提及“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赞颂先祖圣明，给后世子孙留下了完备的典章制度，其中的“石”正是重量单位，也证实了官方计量工具度量衡的形成和运用。

　　到了商周时期，度量衡标准以及管理度量衡器具的官职出现，用度量衡称量谷物、缴纳赋税的行为趋于普遍，青铜彝器中更是留下了“锊”等重量单位的铭文，为后世重量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形成了十分混乱的度量衡体系，加之井田制瓦解、个体小农经济逐渐形成，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和侧重点不同，愈发加深了度量衡制度的多样化。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律法规定“黄金衡十六两为斤”，《管子》又载“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楚墓出土的“郢爰”则是“一镒廿四铢”。混乱的度量之下，潜藏着列国在盐铁专卖、军备竞赛中形成的独特经济密码。此外，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逐渐崛起，度量衡更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之一。

　　在此背景下，秦扫六合后大力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建立了“100黍为1铢，24铢为1两，16两为1斤，30斤为1钧，4钧为1石”的重量体系，这一改革不仅降低了跨区域交易成本，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更实现了赋税征收的规模化，将分散的农耕经济纳入了中央集权框架之中，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强了国家凝聚力。

　　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为借君权天授思想巩固统治，开始推行“托古改制”的一系列措施，并命国师刘歆等人设计制造了“新莽嘉量”。这一新型度量衡形如带双耳的圆筒，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形成了“2龠为1合，10合为1升，10升为1斗，10斗为1斛”的全新重量体系。与秦朝重量体系相比，新莽嘉量在量制上承袭商鞅方升，但将龠、合、升、斗、斛五量合一，设计更科学，制作更精良，精度冠绝当时，既是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又是汉代科技高峰的实证。

　　唐朝在中国的度量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度量衡制度更加完善和精确，为唐朝的繁荣和强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此外，度量衡制度不仅在国内广泛应用，还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配套的校准工具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日本、新罗等国，见证了唐朝度量衡的域外影响力。这种技术输出与胡商云集的长安盛况相呼应，彰显了开放制度对贸易繁荣的支撑作用，也体现出了唐朝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后来随着纸币“交子”的出现以及白银货币化，斤重从北宋初期的680克逐步降至南宋625克，“缩斤”现象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应对钱荒的变通——减少单位金属含量以扩大货币流通量。而“省陌”（不足百文作百文）与“足陌”的并行，更是体现了计量与金融制度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深度融合。这一时期，尽管斤重有所变化，但重量体系的基本框架仍然保持稳定，为北宋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保障。

　　到了明清时期，康熙帝钦定“营造尺库平制”，政府对斤的重量进行了重新规定，每斤定为596.8克（故宫藏康熙铁方升实测值）。这一标准参考了西洋天文仪器的精密测算方法，打破了传统“以粟定龠”的经验模式，反映出了当时对重量体系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追求。此后雍正年间又对市场“私铸砝码”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查，也为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9年，新中国颁布了《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明确规定斤的重量标准为500克，实现了市制与公制的接轨。这一改革使得斤与克之间的换算关系更加明确，便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计量，不仅提高了计量的准确性，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既展现出国家对人民生活的关怀，亦见证了科技发展的“重量”。

　　回望中国古代“重量”体系的发展和演变，“千钧一发”里悬着群雄并起的惊心动魄，“不失黍絫”里凝着经国治世的纤悉不苟，“锱铢必较”中藏着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绵延千载的“度量之道”，正指引着人们在公平与进步的尺度上，不断续写全新的文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