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日报

香雪海 刘海虎 作

李文海

（一）

《论语·公冶长》篇是《论语》中的第五篇，主要讲古今人物的贤否得失。

这里首先讲到的是公冶长和南宫适。公冶长和南宫适都是孔门弟子。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侄女嫁给南宫适。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夫子做事不同凡响之处多矣。公冶长是孔子的弟子，当然很优秀了，不然怎么选为孔子的女婿？但是他曾是个“罪犯”，因他人的牵连而锒铛入狱。孔子认为，虽陷缧绁，但不是他的罪过，他是个德才兼备的贤人。对这样的人，同情可以，辩白也可以，但老夫子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可见孔子的眼光独到和爱憎分明。

古时婚配，靠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很负责任的，孔子不顾门第、名声的俗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冶长，说明了他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他把一个人的贤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朱熹注曰：“夫有罪无罪，在我而已，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

“其兄之子”是孔子之兄孟皮的女儿，大概是因为孟皮早逝，孔子替他为女儿主婚。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亦称南宫适，是孔门弟子，也是一位贤者。孔子称他：谨于言行，故能见于治朝，免祸于乱世。在国家政治清明时，不会被废弃；国家政治黑暗，也不会被人找出刑罚的罪名。所以，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孔子认为，在乱世中能够自保的人，是很有责任和智慧的人。在治世中大显身手，贡献自己的才智是贤人；在乱世中能够自保，不失原则又免于刑戮也是贤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乱世中的自保比治世中的长袖善舞更为不易。

（二）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评论子贱说：“此人是个真正的君子啊，如果说鲁国未曾有过真正的君子，这个人又如何熏陶出这般高尚的品德呢？”

朱熹注曰：“子贱，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齐。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贱盖能尊贤取友以成其德。故夫子既叹其贤，而又言若鲁无君子，则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此见鲁之多贤也。”

据载，子贱曾任单父（今山东单县）宰，史称：“有才智，爱百姓，身不下堂，鸣琴而治。能尊师取友，以成其德。”著有《宓子》十六篇。

孔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成为贤者，除了自身条件和努力之外，一定要有好的文化环境，有好的老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所谓尊师取友者，就是在老师那里得到循循善诱的教诲，在众多的朋友中，取长补短，如切如磋，相奖相掖，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是成就君子的途径啊。

孔子认为，鲁国出了个子贱，不是偶然的，说明鲁国有众多的贤人，君子已成规模气象，彬彬然已成风度。如若不然，子贱不会取得如此品德。

（三）

子贡见老师评说子贱，便想问老师自己怎么样呢？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孔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问孔子：“我端木赐怎么样呢？”孔子说：“你是个有用的器具。”子贡问：“是个什么样的器具呢？”孔子说：“是瑚琏。”

子贡是孔子得意门生之一，他学识渊博，忠诚正直，而且善于辞令，在政治、外交和经商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夫子把他比做瑚琏，是对他的肯定和褒奖。瑚琏不是一般的器具，它是宗庙祭祀盛黍稷所用的竹制器具，上面用美玉装饰，是器中贵重和华美者。孔子用“瑚琏”比喻子贡，是说子贡堪当大用的人材。

但是我有一点没想通，为什么前边评价的贤人都是君子，而子贡却还是个“器”呢？即使不是一般的器，但毕竟还达不到“君子不器”的标准。

后来似乎明白了一点，这是老夫子有保留的评价，因材施教的老夫子，深知子贡已很出色，但还有提升的空间。正因为他对子贡寄予厚望，所以鼓励他不骄不躁，虚心上进，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样理解不知对否？

实践证明，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甚是优秀，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子贡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他是孔门弟子中影响最大，作用最巨的人物之一。

（四）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能言善辩也。雍为孔门弟子，姓冉，名雍，字仲弓，鲁国人。

春秋末期，世风日下，当时不重真才实学，而特重能言善辩，认为口才是一种大本事。对此孔子极为不赞成。是时，有人说雍这个人，有仁德但不会能言善辩。孔子说：“能言善辩算什么本事？强嘴利舌地同人家辩驳，常常被人讨厌。冉雍未必仁，但为什么要有口才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夫子不喜欢能言善辩者，反对“巧言乱道”。孔子曾评价“雍也简”，“回也如愚”，“参也鲁”。此三人都是孔子的高徒。当然，孔子也不一概反对有口才的人，对善于辞令的子贡还是很器重的，他反对的只是夸夸其谈之徒。由此可见，孔门之教重品德甚于重口才，夫子特别讨厌那种“巧言令色”的小人。“不佞”不是“不贤”，不能认为是一种缺陷，孔子认为冉雍是一位贤者。

至于孔子说他不知其仁，自己的弟子焉能不知？实际上是说冉雍还没有达到“仁”的水平。朱熹注曰：“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是以当之。如颜子亚圣，犹不能无违三月之后，况仲弓虽贤，未及颜子，圣人固不得轻许之也。”

王夫之在《训义》中说：“夫子慎于言仁，而深恶大佞。学者即不能成仁者之德，而必不可与佞人为徒。”他感叹道：“呜呼，如或人者，何足与言仁，固不必与之深辩。而夫子恶佞之心，一闻言而不觉怒形于词气之间，则所以为世道人心虑者，深切著明，固非为仲弓辩也。”

（五）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说者，悦也。孔子推荐漆雕开去做官，一定是认为漆雕开已经具备了做官的才能。可漆雕开的回答却出乎夫子的预料。他回答说：我还有许多本领没有学到手，我对做官还没有信心。这种拒绝的话，孔子听了很是高兴。

学而优则仕。匡正乱世，需要一批治国良才啊。但是有些人只是单纯地追求利禄去做官，不认真钻研学问，修养自己的品德。六艺不精，只想做官，对此孔子看不惯。漆雕开虚心求学，不满足已学的东西，不急于做官，可见为学之诚，行道之笃。这种精神不能不令孔子为之高兴。

《集注》程子曰：“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于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他认为漆雕开这个人，其才能完全可以出仕的，但他见识广大，思虑深远，专心致力于求道，一定要达到精微之境，并不以取得一点小成而自我安慰，他前途不可限量啊。

（六）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无有贤君能够接受。圣人免不了一时的苦恼，他说：“我的道得不到实行，就乘木伐漂到海上去。这个时候，能跟随我的人，可能只有仲由吧！”子路听了很高兴，还是老师信任我呀，穷途末路只有我能跟随老师啊。

其实，孔子浮海之叹只是一句气话，假若而已。孔子何许人也，是个“知不可而为之”的人，任何情况都不能夺其志，克己复礼是天降的大任，岂可轻言放弃、远离尘世呢？子路不能裁度事理，真的以为老师带着他隐世而去呢！

孔子看到子路喜不自胜的样子，一盆冷水便泼了过去，意思是让子路清醒一下：“仲由啊，争强好勇你超过了我，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可取的。”夫子称赞他的勇敢，而批评他不能判断事物的义理，不能使自己勇敢适于义也。圣人的话，不留情面，切中肯綮。孔子常常用这种办法，激励弟子精进不懈。

此章告诉我们，好勇是一个人的美德，但这种勇一定要建立在是非曲直的判断之上。为了使命担当，心怀天下苍生。而决不是受情绪驱使的匹夫之勇。

（七）

这一章文字长些，请仔细读来。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当时是鲁国的执政大夫，他知道“仁”是孔门学子学问和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他向孔子询问谁最优秀，达到了仁的境界。第一个问的是子路，孔子说不知。又问。孔子说：子路可以在“千乘之国”这样的大国担当军事统帅，他有这样的本事，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第二个问的是冉求。孔子说：冉求有行政才能，可在千室之邑或百乘之家担任总管，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第三个问到的是公西赤。孔子说：公西赤有外交才能，穿上礼服，站在朝廷大堂之上，可以与宾客交谈，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

孔子对自己的三名学生进行了评价，认为他们都是有本事的，各有专长，可入仕做官。但对于他们是不是达到仁的境界，没有肯定的回答，老夫子不轻意以仁许人。由此可见，在孔子的眼里，达到仁的境界的太少了，颜回也只是“三月不违仁”。可惜颜回早逝，令夫子悲痛欲绝。

王船山在对此章的《训义》中说：“易成者，才也；难纯者者，仁也。才至于已成，则可恃为终身之长，而足以应天下之用。仁则非必于离之，而未必其能和；则合之矣，而不能保其不离。未合不可以言仁，有离也不可以言仁也。故圣人之取人，于材有器使之道，而不责其不备；于仁则必不轻信日月至焉者以为已至。盖才之易成而仁之难纯，久矣。”

对于人的才能，圣人会根据其特点和能力来安排合适的职位和任务，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才能不完美就完全否定他。

而对于仁德，圣人则不会轻易相信那些偶尔表现出仁德的人已经达到了仁的境界，而是会更加严格地考察和要求。

张居正认为，“孔子说的仁，一定是纯正的天理，没有一点杂念，始终没有任何别的想法，这才能叫做仁。一个人的内心是否纯净，不是通过做事就轻易能够被人发现的，所以孔子称赞三个弟子有才能，但不认为他们有仁德，这是因为外部表现很容易被人了解，但内心隐藏的想法，就很难被人知道了。立志求取仁德的人，只有经常先反省自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