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秦朔 秦朔朋友圈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0年2月初，春节后刚上班的某一天，我走进广州市东风东路512号4楼《南风窗》杂志社，希望谋一份工作的忐忑样子。

一层楼的面积不大，后来我知道也就150平方米。上楼进门，靠左手是一个卫生间和厨房。三面是办公室，社长总编一间，编辑部一间，编辑部主任和美编、校对一间，办公室一间。中间是公共区，周围围着沙发、茶几、书橱，角上摆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

3楼还有一层，是发行、广告、策划等部门。

我在这里工作了14年，直到2004年到上海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

创刊于1985年4月的《南风窗》，整整4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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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南风窗》创刊时期的办公室

1984年，广州成为全国14个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的那一年，在位于越秀区法政路的市委大院，内部小报《机关建设》的一位女编辑吴迅，提出要办一本公开发行的月刊，传播广东、广州的新气象。

这位温良女性不甘寂寞的一个想法，孕育出了之后的累累硕果。

《南风窗》首任总编是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王利文，办刊的核心团队是吴迅、曹淳亮、汤英、陈中以及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岗位上南下的谭启泰。

刊名由市委书记许士杰确定。在广东，《南风窗》的意思是“海外关系”，一度是有些犯忌的名字。但许士杰在几个刊名中一眼选中了它，说“出了事我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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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南风窗》创办人曹淳亮、吴迅、陈中在北京

许士杰认为，广州搞改革开放，毗连港澳是地缘优势，华侨众多、海外关系是人缘优势，过去的思想束缚一旦解放，人们的精神面貌就会大不相同，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他还亲笔写了《南风窗赞》，诗中有“一度严封闭，屋内未穷年”“自从启窗扉，啁啾搅沉眠。南风驱郁闷，南风送春妍”等句子。

创刊时，《南风窗》在市委大院一个封闭的偏门旁的一间废弃传达室里办公。内外两间，十几平米，七张办公桌，最里面的人要出来，大家都得起来让道。陈中戏称，这是“一人撒尿，全体起立，若不让道，就得憋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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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花园看当年《南风窗》编辑部

屋里没空调，开会经常是在附近的露天树荫下。

1995年《南风窗》创刊十周年时，王利文写了一首怀旧小诗，诗曰：“万事开头难，窑洞人心齐；甘苦自相勉，多得许书记！”

| 1985.5-1986.6 《南风窗》杂志封面

这批最早的创刊人，虽身在市委大院，但给《南风窗》立了三个有别于传统官媒的规矩：

一是不以机关刊的方式办刊，以民间面目更好地贴近老百姓；

二是不要财政拨款，在市场上谋发展，只向财政局暂借5万元开办费，运转上路后就归还；

三是不要局级的行政级别，编辑部现有干部的级别也不提。

这三条，市委都认可。

他们支持《南风窗》的方式，就是给予比较大的办刊自由。不用啥都请示，自己能做主的就自己做主。

对《南风窗》的一些创举，他们则热心参与其中。市长叶选平大力支持《南风窗》和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时任总经理为于幼军）共同发起了“假如我是广州市市长”提建议活动。他还亲自和提建议的代表座谈，给他们发奖。

这项活动在海内外轰动一时，被认为是民主化的一次可贵尝试。

叶选平的一些谈话经过整理后，在《南风窗》创刊号上发表，题目分别是《让那些从“0”开始的人讲话》和《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

在前文中，叶选平说：“那些忧国忧民、关心‘四化’的牢骚正是我们希望的。那些逆来顺受、不声不哼的人不行，不能开拓新局面！”

在后文中，叶选平谈到了广州经历过的水产品价格改革，他说：“价格放了，‘闻涨莫惊，闻降莫喜’，会有调节的，过喜过惊都不必。”

“不干预，真支持，尊重首创精神。关键是人才。”曾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张汉青这样表达对《南风窗》的态度。

外地有座开放城市循着《南风窗》的样子也办了一本杂志。多年后，广州一个新闻界代表团访问该市，我在其中。市长给我讲了他如何支持杂志发展，刊名请了谁题字，级别给了多高，还专门腾出了一栋办公楼，“但就是没有你们有影响”。

我不语。心想，可能是您太关心、太支持，让办刊人压力太大了吧。

| 1996《南风窗》全社合影

1997年我成为《南风窗》总编。曹淳亮1994年调到《羊城晚报》当领导，吴迅是广州出版社总编兼《南风窗》社长，谭启泰因病于1996年底不幸去世。

在总编任上，我觉得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有两件。

一是让《南风窗》以“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的面貌，真正走向了全国。在各地都已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我们不能过于依赖广东、广州本地的题材；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地雷阵”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直面社会的热点、难点、敏感点，并做出客观负责的分析。

此时的《南风窗》和早期“吹南风”的《南风窗》相比，既一脉相承，也有了更尖锐、更忧患的一些气质。

在这个阶段，张良、翁宝、陈初越等新一代采编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年来，我在各地行走，经常感受到《南风窗》深厚的读者基础和美誉度。我也一直有些不安，就是集体的荣光过多打在我的身上。我只是在《南风窗》40年历程中参与了14年，《南风窗》有我一份贡献，也只是一份。

曹淳亮、吴迅那批人的贡献自不必说，我之后的历任社长、总编都有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李桂文任内，《南风窗》成功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如今《南风窗》公众号的关注者达到335万，《南风窗》杂志也获得了中国出版界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我在《南风窗》做的第二件最有价值的事，则有些偶然。

1997年春，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开枝。那时《南风窗》想全面提升品质，走精品大刊之路。举措之一是将纸张改成轻涂纸，一种很薄的铜版纸。这样有利于吸引广告主，因为印刷很精美。但成本会上升，而我们财力有限。如果发行涨价进行对冲，又担心读者流失。

我们还有一些现实困难，比如办公场地小、员工住房紧张。要解决这些问题，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慢慢提高是很困难的。

我的性格偏内向，不会主动贴近领导。但那天不知怎地，我直接向陈开枝表达了把《南风窗》办成一本精品大刊的志向，也诉了一顿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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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省市领导任仲夷、高祀仁、陈开枝等莅临《南风窗》 10周年庆典，提出要把南风窗办成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刊。

他说：“我先去看看吧。”

他果真来了。一天中午快午饭时，电话打来，说陈市长马上到，就在你们这里吃工作餐。那天的工作餐就是一盘炒粉，一碗汤，加一点辣椒酱。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说味道很好，一边听我汇报。

吃完说：“《南风窗》这么多年为广州做了很多贡献，市里没给过你们一分钱，这次你们想发展，应该支持一下。”

1997年6月6日下午，在我们4楼窄窄的空间，陈开枝召开了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南风窗》的发展问题。之前他对我说，要开会就在你们这里开，让大家都知道你们的办公环境很简单。

根据“市长办公会议纪要”（〔1997〕47号），“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副书记朱小丹、副市长姚蓉宾以及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国土房管局、市规划局、新闻出版局、广州出版社、《南风窗》杂志社等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

会议决定给《南风窗》三项支持：

一是拨付200万元资金，用于支持向全国新闻大刊的目标迈进。

这其中，有市委书记高祀仁从岗位工作经费中拨出的50万元。他批示：“南风窗的发展和‘发挥作用’问题是我考虑的事情之一，总想研究解决，会议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意见正符合我意，请有关单位按会议精神办。”

二是在广州市筹建的新闻出版联合大楼中给《南风窗》提供新办公场地。

三是《南风窗》杂志社职工住宅，由市解困办在今后三年内集中在同一地区提供一批解困房解决。这些指标不能转让。

在《南风窗》历史上，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没有这些基础，《南风窗》的印刷升级、扩大人才队伍以及在2001年改为半月刊等等，估计都难。

三项支持中，第二项最为漫长曲折，最后是在陈中任社长期间，在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陈建华的鼎力支持下才实现的。2005年，《南风窗》搬新家，有三层，每一层600平方米左右。

去年11月9日下午，我到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开会，看到一排人正在拍合影，站在中间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是陈开枝。他在省委工作时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全程陪同者，他在广州工作时因“敢啃硬骨头”赢得满城口碑，他负责广州对口帮扶广西百色地区的扶贫工作，从1996年11月28日第一次到百色，截至去年底已有130次！

28年间他整合了太多资源帮扶百色，是有全国影响力的“扶贫状元”。

我太久没有见到他了，赶忙走过去问候，他的秘书给我拿来几本书，如《开枝印迹》《扶贫状元陈开枝》等。他现在还有一个职务，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陈开枝1940年生于粤西云浮市一个小山村，家贫如洗。从中专保送到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读书时，因为赤着脚，门卫不让进，才买了一双布鞋，也是从小到大第一次穿布鞋，花了2元钱。

出身如此，陈开枝到百色，特别能共情。第一次去，百色地委书记刘咸岳说，用两句话就知道这里的困难，一是住房“八面来风”（茅草房四处进风漏雨），二是生活“三个不上”：不上学（没钱读书）、不上桌（没有口粮）、不上床（没被子盖，就睡在火塘边）。他走进一户农家，揭开锅盖看到的是很稀的玉米糊，而且已经变酸。前十次去，每一次都流着眼泪离开。

陈开枝去百色，经常星期五早上5点起床，赶7点的飞机飞南宁，一下飞机便直奔扶贫点，车上放点红薯、玉米，饿了就吃一口，常常在下午2点吃午饭，晚上9点吃晚饭，10点后开会研究工作。星期天晚上9点，他又从南宁飞广州，周一正常上班。政府里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周末去百色打了一个来回。

陈开枝最初去百色，和到《南风窗》调研与开会，大致是同一时间段。不知是不是当时的《南风窗》让他有一些恻隐之心，所以亲自推动支持。不过前提肯定是，《南风窗》已经做过的事，接下来想做的事，他觉得有价值。

今天看，这或许也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一种正面结合？

4月19日早上，我们一批《南风窗》“老人”在广州天河一起喝茶，不少都退休了。

我们祝愿《南风窗》明天更好。

《南风窗》的办刊宗旨是曹淳亮奠定的，即“四新四桥”——反映新事物、宣传新观念、揭示新趋势、促进新潮流；担当“政治与经济、领导与群众、理论与实践以及几代人之间的桥梁”。

《南风窗》深刻影响了我。从写第一篇文章《广州：扶贫备忘录》开始，我就知道我们这一行，任何技巧和能力都没有实地采访来得重要。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更多的桥，我也在走。城市与乡村的桥，商业与文明的桥，经济与人文的桥，出海的桥，等等。

也许是冥冥中的注定，我写过很多和“三农”有关的文章，直到今天。

而对《南风窗》发展有过历史性推动的陈开枝，可能正在准备他的下一次百色之行吧。

总有一些力量、情怀和缘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永远的风，永远的窗，永远的桥，都在我心里，在我下一步的路上。

如果在年轻时你所建立的理念，几十年后依然没有改变，那真的是一种幸运。

于我，这是《南风窗》所给的机会，让我在广东、广州先行一步的热土上，牢固建立起一生一世都受用的理念。

我也在这里成家育女。这里有我很多朋友，给过我很多帮助和支持。

《南风窗》的社歌是李克勤的《红日》。想到《南风窗》，常常就会想起“命运就算颠沛流离”的激越旋律。

不过这一次，4月18日的清晨，我醒来，躺着，酝酿写这篇文章时，跳出来的旋律是张国荣的《风再起时》——

风再起时，寂静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在泣诉我谢意。

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仍没有一丝悔意。

《南风窗》，谢谢，真的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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