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今天当我们脱口而出“姬发”“姜子牙”等人名时，实则在不经意间构建着双重历史镜像——既折射着今人对先秦文明的想象，又模糊了上古社会的真实样貌。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早已勘破此中关节：“奈何司马子长、刘知几谓周公为姬旦，文王为姬伯乎？三代之时无此语也。”而要知道古人原本到底叫什么，必须先厘清“姓”与“氏”的关系。

  在先秦时代，“姓”和“氏”含义和用法并不相同。今天所谓的“姓”，其实是上古的“姓”和后世的“氏”混同的产物。“姓”的起源很早，上古的姓很多都是从“女”旁，说明“姓”应当和女性生育、繁衍有关。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之间互相通婚，姓被用来作为氏族血缘关系的标志，以防止同氏族内通婚。《说文解字》对“姓”的解释是“人所生也”，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姓是由母亲所给，也可以理解成姓取自所生息繁衍之地名。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先秦古姓如姬姓、姜姓，在黄帝时代就已经陆续产生并分化。《国语·晋语》提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黄帝的姬姓，炎帝的姜姓，皆是取自所居之处的水名。黄帝的二十五个儿子，分姓十二姓。

  而氏是姓的分支。《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孔颖达疏曰：“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在周代宗法制度下，大宗和分出去的小宗都是同姓，便需要一个区别标记以对这些大小宗进行区分，氏便承担了这个功能——姓仍用来“别婚姻”，氏则主要用来“别贵贱”。有土者斯有氏，氏是有封地的男性贵族才有的，诸侯国的国君以国为氏，而未能继承国君的小宗则以封地为氏。比如，春秋时郑国国君郑武公，其妻子叫武姜，生有郑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儿子。武姜是姜姓申国之女，以“姜”姓冠以郑武公的谥号“武”为官称。除此以外，将姓和自己的排行、国名或者丈夫的氏组合，也是当时女性常用的称法。郑庄公名“寤生”，作为长子继承郑国国君之位，故史书中以国名“郑”为氏。共叔段名“段”，“叔”表明他是次子，曾封于京邑，所以称“京叔段”；因兵败逃亡卫国，被安置在共地，所以又以“共”为氏。又如，秦国虽是嬴姓，但秦国的祖先造父为周穆王驾车有功而被封于赵，所以其后人以“赵”为氏——故北大汉简《赵正书》中记载“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称秦始皇称为“赵政”。除了以采邑为氏，氏还有其他的来源，比如以祖、父之名、字为氏，以官为氏等。又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贵族，子姓，名“嘉”，字“孔”，“父”为男子的美称，其后人以孔父嘉的字“孔”为氏。

  自春秋时期开始，同姓不婚的规则慢慢被打破，姓“别婚姻”的功能也慢慢失效。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器吴王光鉴和蔡侯申盘，其铭文记录姬姓的吴王光之女与同姓的蔡国通婚之事，并令“子孙勿忘”“永保用之”，可见同姓同婚在当时已是常态。至战国时期，许多贵族在争斗兼并中，沦为庶民，氏不再承担“别贵贱”的作用，转而开始和姓混同，这便是所谓的“姓氏合流”。《通志·氏族略》记载：“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兹姓与氏浑而为一者也。”

  最晚至西汉，文献记载姓与氏的界限已经不十分清晰了。《谷梁传》解人名“南季”曰：“南，氏姓也。”“氏姓”其实应该是原先的“氏”，说明姓、氏的概念已经开始混用了。又《史记》称秦始皇“姓赵氏”，称汉高祖“姓刘氏”等，亦是此类情况。

  梳理完姓、氏演变的历史，可试为先秦古人正名。以问题最多的商末周初时人为例，后世的通俗作品往往称武王为“姬发”，太公为“姜子牙”等，是典型的以今法称古人。《史记·管蔡世家》记载，周文王“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文王的儿子里，诸如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鲜”“度”“振铎”为名，“叔”表明了小宗次子的身份，“管”“蔡”“曹”是他们的封邑，也是他们的氏。武王名“发”，天子无氏，“武”为生称的尊号，王是其身份。周公名“旦”，初受封于鲁，史书本应该称“鲁叔旦”。而事实上周公并未就封，而是留佐武王、成王于周，故后人以“周公”尊之。武王和周公虽然是姬姓，但按照周人的习惯，应该称“武王发”和“周公旦”，而不是“姬发”“姬旦”。武王在灭商称王之前，可以称“仲发”。文王的王号“文”是武王在其死后追封，生前曾为商朝西伯，可以称“西伯昌”。

  而文王长子伯邑考是一个特例，古今对他的称呼一致。“伯”表明其嫡长子身份，“邑考”是后人祭祀用的尊称。《说文解字·卪部》：“邑，国也，从囗。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囗（wéi）”是四面包围的城墙，“卪（jié）”是一个跪跽、臣服的人形，有城、有臣，便可以建立“邑”。“考”字原本象手持木杖“丂（kǎo）”的长发老者(“考”“老”本一字)，引申出年长、长者之义，甲骨文里用来表示死去的父辈。《礼记·曲礼下》：“父曰皇考……生曰父……死曰考。”《逸周书·世俘解》说：“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称“考”是因为伯邑考作为嫡长子若未早夭，本应继承王位，武王追尊之以示其宗法制的正统地位。故“邑考”的意思是“邑地的祖考”。

  齐太公历来有姜尚、吕尚、吕望、吕渭、吕涓、吕牙、姜子牙、姜太公、太公望、太师望、师望、师尚父、吕尚父等众多称呼，出土简帛中又有“帀（师）上（尚）父”（上博简《武王践阼》）、“郘（吕）上（尚）甫（父）”（清华简《耆夜》）等异写，其实是杂糅了姓、氏、名、字、号、职官的各种组合。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其人为姜姓，吕氏，名“尚”。“太公望”的称呼，根据《史记》记载，因为文王出猎前占卜，卜兆显示将猎获“霸王之辅”，之后果然与太公在渭水之阳相遇，并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所以得称“太公望”。这种说法包含附会的成分，不足以信。“太公”类似于周之“太王”，吴之“太伯”，是齐人对开国之祖的尊号，“望”是其名。而“师尚父”则是职官加上字的尊称。《诗·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师”，又称“太师”，是西周掌管征战与教育贵族的职官，“尚”是太公之字，“父”是对年长男性的尊称。而太公名“渭”的说法出现较晚，其实是取自太公和文王相遇之渭水名，又误写作了“涓”，和太公其名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太公名“牙”、字“子牙”等说法，先秦文献仅见《孙子兵法·用间》“吕牙”一例，其他记载均是出自唐以后的文献，时代太过晚近，可信度存疑。综合来说，太公是姜姓，祖籍在吕，以“吕”为氏，名“望”，字“尚”，故称“吕望”“吕尚”；因为周之太师，被尊称为“师尚父”；受封于齐地后，作为齐国首任君主被尊称为“太公”。

  《尚书·牧誓》称商纣王为“商王受”，清华简《封许之命》中称“殷寿”，这是周人的叫法。甲骨文里商朝自称“大邑商”，商晚期的金文里也称“商”不称“殷”——“殷”是盘庚迁都后商都城的所在地之名，周人据此把商朝称为“殷”。但是商王朝并不自称“殷”，更不可能以“殷”冠于帝王名前。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人的先祖名“契”，子姓。甲骨文里商贵族提及男性先祖称“父”“且（祖）”，后面接日名，如“父乙”“祖丁”“妣壬”；或可以美称“文”“武”与日名相组合，如“武乙”“文丁”；也可以用“帝”贯于日名之前。商纣王日名为“辛”，在甲骨文里叫“帝辛”。而“受”或“纣”，则是他的称号。《尚书正义》引郑玄说：“纣，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爱而欲立焉，号曰受德。时人传声转作纣也。史掌书知其本，故曰受。”又《尚书·周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一语，《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作“纣有亿兆夷人”，所以“纣”其实是“受（寿）”的音转，最初并非恶谥。《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所谓“残义损善曰纣”，则是周公制谥法时根据纣王所行而冠予的内涵。因此，若按商人的习惯，纣王应当称“帝辛”，按照周人的习惯可称“商王受（纣）”。

  今人在援引历史人物称谓时，当秉持历史主义原则。虽然“姬发”“姜子牙”等今称已经深入人心，且对历史文化传播确有裨益，然此系权宜之法，未可等同于历史本相。当代知识传播尤需把握“稽古”与“适今”的辩证关系，我们既不必苛求日常语境中的古制还原，亦当避免因今称之便而遮蔽历史真相。若能在遵循现代传播规律的同时，秉持“信而好古”的治学态度，使公众明辨古今称谓之异、姓氏制度之变，方可谓“温故而知新”的当代践行。

  （作者：夏宸溥，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