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幸

春秋战国时期，文人墨客喜欢给自己的作品署上个人或学派创始人的姓名，宣示创作主权。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学术观点为人所知主要靠讲诵，或者抄刻在竹简木牍上进行传播。那时，人们对盗版一事基本持欢迎态度。

西晋时期，左思完成《三都赋》后，将文章送给当时的文学家张华品评。张华越读越喜欢，又拿给当时的学者皇甫谧看。皇甫谧读后大为赞赏，亲自为《三都赋》写了序言。很快，《三都赋》就传遍了洛阳，人们争相传阅抄写，一时之间洛阳纸贵。虽然人们传阅抄写有侵犯左思著作权的嫌疑，但他不在乎，认为这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到了唐代，雕版印刷术逐渐成熟，书籍制作成本大幅降低。到了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出版业空前繁荣。此时，盗版问题日益严重。南宋理学家朱熹自印自售的《论孟精义》惨遭盗版。他对此痛心疾首，那种无奈让现代人感同身受。

出现盗版现象后，作者和出版商开始绞尽脑汁保护自己的权益。有人选择提前镌刻自己的作品，进呈副本向官府备案，以便在产生纠纷时有据可依。同时，出版商也在书籍尾页或目录结尾处，开始标注一种早期的版权声明——牌记，也叫“书牌”“木记”，其中包含作者、出版者、出版商的坊号和地址等信息。

明代冯梦龙有着极强的版权意识。在他的《东周列国志》《两汉志传》等历史演义类著作中，只要能确定所引用内容作者，必然会以“某某先生有诗赞云”“某某有诗讽某事”等方式注明。对于那些出处难以考证的内容，他则会注明“有诗为证”“史臣有诗赞云”，绝不将不属于自己的字句据为己有，对版权的敬畏之心和严谨态度，堪称后世学习的楷模。

另有文人俞羡章，为防止书籍《唐类函》被盗版，在该书发行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他先到当地官府报案，谎称书籍在运送途中遭人抢劫。这招可谓一箭双雕，既借力震慑了意欲盗印的书商，又巧妙宣传了新著，可谓煞费苦心。

古代反盗版最成功的作家非明末清初的李渔莫属，他写道：“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李渔是当时的畅销书作家，其作品一经问世，便被大量翻印，更有不良书商将无名书稿印上他的名字销售。李渔决心与其“决一死战”。他在搜集证据的同时，举家从杭州搬往金陵，著名的“芥子园”书屋由此建成。在这里，他自己出版并售卖的书籍，不仅装帧精美，还带有芥子园标识，且不断推出插图本、袖珍本等版本。这些书籍印刷质量上乘，一般书商翻印效果难以达到，读者很容易识别真伪。